【雄关漫道•战火仁心】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寻访“国际援华医疗队”采访报道团赴黔倒计时!

22.05.2015  17:05
这是一段理应刻骨铭心的历史。   抗日战争期间,一个由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苏联等国医生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贵州·贵阳·图云关。   他们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中国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在战火硝烟中与中国人民一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他们的理想、信念、青春与中国人的命运紧密相连,留下了许许多多难以磨灭的故事......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发起 “寻找国际友人的足迹”大型公益活动。重返图云关,寻访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故事,并将通过全媒体和多语种境外社交媒体平台寻找国际援华医生后人。


在中国的2000个日日夜夜
              他们中的大部分在1939年到达中国,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与中国人民一起,他们经受了战争的煎熬,享受了胜利的喜悦,在艰苦的环境中度过了6年,前后2000多个日日夜夜。时间是最好的考验,他们在中国的时间不是3个月、5个月, 一年半载,而是整整6年。“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战斗的友谊最值得珍惜。他们是中国人民生死与共的朋友,多少动人的故事,叫人难以忘怀。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自己的外国名字,可是为了与中国人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每个人都取了一个“中国名”。改名换姓,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克服意识上的种种障碍。同那些傲慢的外国人不同,他们不是在中国人面前趾高气扬,耀武扬威,而是把自己置身于人民之中。他们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而是心甘情愿地与中国人民共同赴难。当有人称他们为“伟大的医生”和“救援者”时,他们反而觉得自己渺小,认为自己能够做的事毕竟有限。严斐德的话最有代表性,他说:“经历了无数的事情,最终才有权宣称:自己也是中国人民整体中的一分子”。进入中国,一切都使他们感到陌生,言语不通,生活习惯很难适应,工作条件很差,这一切都得从贵阳开始。               语言不通,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以英语或西班牙语相互沟通,可是在单独活动或与外界接触时,便成了 "哑巴"。起初,他们同中国人谈话,绞尽脑汁去揣测对方的意思,表达自己的想法只好打手势。“手势语”不是人人都懂,由于表达不准确,理解有误,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后来给他们都配了翻译,但医生必须经常和病人谈话,听取病人的陈述,询问病况,不可能都靠翻译转达,要在中国长期工作下去,必须学会中文,说中国话。这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一道难关,外国人说中国话是很困难的。他们以极大的毅力学习语言,渐渐打破语言的阻隔,可以和病人交谈,可以上街购物,甘扬道还同中国姑娘结了婚。从美国来的药剂师艾逸士, 年事已高,学中国话实在困难极了,离开同伴便无法生活,后来只好回国去了。               “生活关”对他们也是个考验,自幼形 成的生活习惯,在中国似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一切都得从头开始。生活完全中国化、平民化,没有任何特殊。西装、裙子脱掉了, 换上兰色的制服,冬天加一件棉大衣,唯有头上的船形帽还保留着欧洲风格。吃惯了牛奶、面包、西餐的人,改吃大米饭、中国菜,真有些难以下咽。最使他们为难的是拿筷子,学了许久还是不听使唤,好不容易夹起的菜又掉下去了。在战争环境,不适应也得适应,否则就只有饿肚子。时日久了,他们由不习惯到喜欢中国饭菜。几十年后,中国朋友访问甘扬道,他总是津津有味地说起中国饺子如何好吃,特别提到贵阳的"臭豆腐"。他还说,甘曼妮女士还学会了做臭豆腐。               最使他们感到不便的是住宿。富华德在《起来》中叙述了他们在旅途中住小旅馆的情况。旅店是木板房,没有窗子,“充满了难以忍受的臭味”。木板床上铺着一块席子,枕头是麻布做的,蚊帐因尘土而污迹斑斑了 , 被子从未洗过。点着一盖昏暗的小油灯,没有厕所,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把水壶。来到图云关住地,情况仍然不佳。一排排茅草房散布在山谷间,好些人住在一起。据他们回忆,初来时在木板床上很难入睡, 最可怕的就是在地上不断穿梭的老鼠,它们有时还咬伤人的耳朵。到了战区,有时住在农民家里,有时述得风餐露宿。住惯了西式洋房的人,没有厕所、没有浴室,简直有些然而,执著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使他们非常感动,忍受各种痛苦,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后方医院"工作,好像比较轻松,其实并非如此,这一点从富华德描写的“样板医院”就能反映出来。他写道:“在离路远一点的山谷地里,有一排看不到头的简陋棚子,那就是为全中国建立起来的样板医院。……每个棚里安放着六十个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排着,中间没有留一点地方,床是粗木板做的,放在还带着树皮的圆木柱上。每个病人有一套被褥,没有床单。护理人员不足,正在护理病人的一个也没有看到,病人都是自己在那儿呆着。屋里光线很暗,毫无修饰,完全不是我们欧洲人想象的大病房那样。首先,病人的模样是那么的吓人,他们面色苍白,双颊深陷,严重缺乏营养。他们的身体没有洗过澡,正在恢复健康的病人披着满身泥污的破绿棉军服…...”这里医药匮乏,期待国际援助。这里医疗条件很差 一切都需要自己设法改善。               他们在“样板医院”工作的时间不长,很快就奔赴前线。几乎所有的外籍医生都办了一个护照,可以在皖、浙、闽、赣、桂、粤、湘、鄂、滇、黔各地“游历”。其实,所谓"游历",并非游山玩水,而是在救护总队负责的各个战区服务。工作的流动性很大,路途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有一次,白尔医生带领一个医疗队从广西归来,刚渡过红水河,日机便向他们投下炸弹,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卷起阵阵浓烟。白尔等几位外籍医生镇定自若,毫不畏惧,叫队员赶快隐蔽,抢救伤员。他们常说:“我们到中国来就是为了工作,我们希望我们的事业和他们的事业都获得成功”。               他们纷纷走上前线,在部队建立医疗队,负责战地救护和部队卫生勤务工作。武汉失守以后,湖南、鄂西、江西一带成了前线,战事十分紧急。这些"西班牙医生“,再也忍耐不住在后方医院工作的平静日子,于是提出"为赴前线而斗争"。大概是首批到来的白乐夫和严斐德先到湖南,随后到的肯德、柯理格、孟乐克、王道、戎格曼、 富华德、傅拉都等16人都奔赴了湘、鄂、赣,有的担任中队长、区队长,有的做医生、护士。在重庆,德国医生王道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曰本侵略者在东南亚发起攻势后,滇西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子是,外籍医生又奔赴云南。保加利亚医师甘扬道与张荪芬女士结婚后,带领012医务队驻安宁。德国医生白乐夫领导的021医务队配属远征军,驻扎云南楚雄。奥地利医生肯德,在湖南常德扑灭鼠疫后,又带领022医务队转到云南镇康。罗马尼亚医生柯让道和他的妻子柯芝兰,领导031医务队驻云南建水。波兰医生戎格曼是041医务队队长,配属第2军,驻云南顺宁。还有波兰医生甘理安和他的夫人甘曼妮都在051医务队,驻云南保山。 1943年,傅拉都、陶维德、柯理格、白尔、顾泰尔、孟乐克、杨固、富华德、纪瑞德、何乐经10名外籍医生,又开往印度、缅甸,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直到最后胜利。               无论在贵阳,在湖南或云南,事业心和责任感都推动他们奋斗不息,克服种种困难。乘载重汽车和骑马已算是非常幸运,有时还得背着行李徒步行军,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上四处奔忙。医疗器械不足,他们设法制造。大量折断手足的士兵从前线送来,没有固定骨折的夹板,他们就用木料制成一种“机式”夹板。没有担架,他们就用竹子扎成一种别致的担架。他们对南方的竹子情有独钟,用它搭起了简易的手术室和手术台,自制装药械的竹提架,还用竹子做成抵挡蚊子袭击的"竹帘帐"。为了使士兵们能够身体健康,他们提倡洗澡,肯德还因陋就简地为他们设计了“太阳沐浴器”。他们在各部队建立起“灭虱站”,用炉灶、铁锅蒸煮衣物,防止斑疹伤寒、回归热传染。西药严重不足,他们也学着用中医中药,认识了许多有效的中药和民间的医疗方法,富华德写道:“古老的中国医学也是古老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他们忘我地工作,不计个人得失。               困难不能使他们屈服, 艰苦的生活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决心。这批无畏的战士, 具有崇高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为了人类的和平、民主和自由,离乡背井,战斗在西班牙,战斗在中华大地上,战斗在印度、缅甸的森林中,有的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余的人继续战斗到抗战胜利才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他们实现了“医学为人类服务”的伟大理想,把“救死扶伤”作为医生的天职,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不改变他们的信念。               他们胜利了, 他们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起胜利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事业和理想,都同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他们和我们都永远不会忘记的2000个日日夜夜。

因抗击细菌战而牺牲的英国女医生高田宜之墓,位于贵阳图云关                 5月18日——5月24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与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报道团将在贵州进行为期一周的专题采访。这支十三人团队中有来自德国的记者Emilie MichelineCherlet和来自捷克的记者杨凯博。他们将继续追寻前人的脚步,丈量历史,述说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