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害已发生 “不能说”输赢

30.10.2014  00:55

                      原标题:伤害已发生,“不能说”输赢

  【尖锋话题·《不能说的夏天》】

  《不能说的夏天》导演王维明尝试去分析性侵案为何会发生,矛头又很快转向了令人愤慨的寒蝉效应:面对罪恶与丑陋,许多人不但不伸出援手,反而充当了帮凶,令受害人的痛苦程度雪上加霜。

  《不能说的夏天》让人想起去年的两部片子,《圣诞玫瑰》和《全民目击》,这三部电影都把关键戏码安放在了法庭之上。众所周知,碍于现实原因,内地很少出现庭审戏。所以,抛开港台导演的原因,这几部电影里的法庭,更像是现实的折射,要说真实度,还是陈可辛《亲爱的》中的表现比较接近。

  王维明决定拍《不能说的夏天》,好像是做了一个热点正确的选择。毕竟,现在一提大学校园的性侵事件,那是人人喊打。但实际上,以最终成片来看,这名中老年“青年导演”,他试图铺垫一些不那么正确的过程。譬如,深化被告人的经历和过去,探讨受害人身上的创伤综合征。这也导致不少评论人士反映:电影的枝叶太多,似乎令性侵的主线不那么明晰。

  想想看,除了第一次性侵前后被正面表现以外,受害人和被告人之间基本没有了直接对手戏。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导演统统遮蔽掉,不想给观众看。还有,电影并没有一个大快人心的结局,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好像,输赢已经变得不重要,只希望当事人能真正走出来(虽然实际上这非常困难)。

  回想《圣诞玫瑰》,同为新人导演的杨采妮,她将对一个残障少女的同情心,凌驾于法庭之上,其伦理价值观之混乱,简直让人无语。相比之下,《不能说的夏天》好像也仅仅是一线之隔——就像受害人遭受的言论攻击,她是不是自己做白日梦,爱上了老师。然而,哪怕受害人觉得自己爱上了李教授,律师依然不忘提醒法庭,这是犯罪。只要是不对等的、一方受到强迫或支配的社会关系,那么,这样的校园恋情依然是不允许的。

  王维明不希望观众把过多的同情放在这个受害少女身上,即便她显然是涉世不深。相反,在主人公以外,他花了较多篇幅,去写律师,她同样疲于奔命,在家庭、情感和事业之间;受害人的妻子,她同样蒙受了奇耻大辱。导演尝试去分析性侵案为何会发生,矛头又很快转向了令人愤慨的寒蝉效应:面对罪恶与丑陋,许多人不但不伸出援手,反而充当了帮凶,令受害人的痛苦程度雪上加霜。

  最后,当李教授倒在了自家花园,这是真实事件的现实结局。所以,输赢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伤害已经造成,并且无可挽回。所有人要做的,是阻止类似事件的再一次发生——即便要真正做到这样,很难很难。可是,《不能说的夏天》还是向社会各界发出了讯息,不能容忍性侵事件的继续发生,要痛打衣冠禽兽和斯文败类。

  联系到厦大博导吴春明事件,网民对此怒不可遏,已经发生过的伤害和欺骗,无法偿还给女学生青春。这个,才是校园性侵事件的最大问题,是这个不平等时代下的一大症结,是对女性群体的压迫。或许,《不能说的夏天》没有想象的完美和成熟,但放在浮躁而混乱的社会中,它无疑就是我们常说的“良心之作”。

  □木卫二(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