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贵州发展征程 记新华社高级记者刘子富

　　走进息烽县，谈到新华社贵州分社原社长刘子富，当地人总结了这样一个段子：“什么圆又圆？老刘社长的智慧圆又圆；什么尖又尖？他的笔杆子尖又尖；什么万万千？他采访过的地方万万千；什么千千万？他写出的优秀稿件千千万！”

　　初听这个段子，虽感觉不算精致、押韵，但却着实描述出这位老社长的新闻人生。从事新闻工作30余载，他执着且热衷于这份事业，这股从未消减的“热乎劲”，让他跑遍了贵州87个县市区，多的去过10余次，少的也有三四次……

　　刘子富认为记者的生命在于奔跑。30多年来，他一直在“奔跑”！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采写了大量政治、经济、科技、民族、文化、宗教等众多领域的新闻报道。可以说，他见证并记录下贵州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进程。

　　镜头一：六访海雀村每次都看到新变化时间：1985年5月至2014年5月

　　1985年5月29日，刘子富因为一次“乌蒙山区花卉王国”的探索之旅，闯进了赫章县海雀村。而这一闯，为海雀、为赫章、为毕节带来了改革、发展与希望。

　　“当时，海雀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死气沉沉，家家户户住的都是茅草房、杈杈房，人畜同居，不避风寒，摇摇欲坠。”刘子富回忆，他在村里连续走访了2个组11户人家，家家户户缺粮断炊。王永才家，饭甑子开裂发霉了。煤火上支着砂锅，揭开锅盖一看，里面煮的是野菜，要仔细看才能发现掺有包谷面。爬上阁楼看屯箩，箩底仅剩27个斑鸠蛋大小的洋芋。

　　走进苗族大娘安美珍家里，老人瘦得三根筋挑着一个脑袋，眼睛深深陷进眼眶。家中没有一件值钱的家当，床上的被子破烂得象渔网。刘子富情不自禁地感慨说：“真可怜！”随后，他了解到安大娘家4口人，丈夫、两个儿子和她，穷得只有3个碗，全家终年不见油腥，一年累计缺3个月的盐，已经断粮5天……

　　“尽管这样，可安大娘却对我说：‘党和政府对我们很好，很关心，只怪我们自己没出息。’”刘子富说这几句话非常感动。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直觉告诉他，老百姓饿饭了！作为贵州农村走出来的新华社记者，他为这个小山村的父老乡亲挨饿受穷顿感揪心。

　　那是1985年，距1949年新中国成立已经36年了。在当时，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粮食连年丰收，全国各地“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之声时有所闻，而在这个小山村，生活却如此艰难。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与当时的大好形势形成强烈反差。

　　当天晚上，刘子富回到县城，请县委实事求是地把全县类似海雀这样缺粮或即将缺粮的情况介绍一下，结果令人震惊：一共多达12000多户，63000多人！

　　“我思想一直在斗争，到底要不要上报？”刘子富回忆道，作为新闻记者，他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要是报道真实的海雀，政治上是要冒风险的。“最后，一个本能的想法触动了我：我来自基层，来自农村，假如我的家人饿到这个程度，敢不敢讲真话？”

　　他当即下决心上报。小县城到晚上十一点就要停电，他向招待所值班服务员要来蜡烛，一口气写成1900多字的见闻，那已是凌晨1点过了。“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早上6点，我就急急忙忙跑到县邮电局买电报纸，拿回招待所后，一字一字地把稿子抄到电报纸上，用加急电报发往新华社……”

　　1985年6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看了刘子富写的内参报道后，当即作了重要批示。

　　因为这篇报道，才有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对赫章县及毕节地区极贫乡村的深入调研，才有胡锦涛倡议、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海雀村因此成为毕节试验区的“发祥地”。

　　刘子富感慨：“29年来，我每去一次海雀村，看见村子都有一次新的变化。今年5月，我第六次去到海雀村，当年满目疮痍的山川，全部披上了绿装；地膜覆盖栽培的杂交玉米白茫茫一片；当年瘦得像条狗的黄牛，全部被又肥又壮的黑白花杂交牛取代；家家户户搬进了黔西北民居风格的新房，自来水拉到各家各户，家电已经普及；三层楼房的海雀小学，红旗飘扬，书声朗朗；当年撒满猪屎、牛粪、污水横流的山间小道，全部被硬化联户路取代；柏油路进了村；村子里欢声笑语，歌声飞扬，乡亲们的幸福指数挂在脸上。”

　　镜头二：两赴瓮安 缘于老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时间：2008年6月至10月

　　2008年6月，刘子富已经退休一年，但他仍然保持着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敏感，对社会问题随时关注，随时了解。

　　“‘瓮安事件’当天，我在第一时间获悉这一信息，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社会事件。”刘子富说，那几天，他一方面上网关注全国和贵州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收集与此事件有关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另一方面，则和新华社贵州分社派到瓮安一线带领记者采访的业务副社长保持密切联系，了解事件真相，关注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处置瓮安事件的情况。

　　作为老新闻工作者，一种责任心和使命感让刘子富心里总是惦记着瓮安。事件发生的第五天，他最终按捺不住，自己驾车风尘仆仆地前往瓮安——— 这个让他这些天都难以平静的小城。这是事件发生后他第一次赴瓮安，刘子富称之为“私访”。

　　“事发现场一片狼藉，县城气氛还有些紧张。”刘子富回忆，看着眼前的这一些，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在瓮安，他和新任县委书记龙长春谈了三个半小时，和一直在事件现场的一位公安局副局长做了深度交流，还和派出所所长、基层干警、街头围观的市民进行了交谈。

　　3天“私访”下来，刘子富做出了一个基本判断：“瓮安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群众合理的诉求找不到说话的地方，只能用群体性事件的过激方式来解决，这是一种泄愤，本质上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并非对抗性矛盾。发生这类群体事件，主要问题在于干部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干部作风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偏差。

　　回到贵阳，刘子富给时任省委书记的石宗源写了一封信，谈了对“瓮安事件”的思考，认为在新时期、新阶段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从党和政府自身做起，从体制、机制、制度上查找深层次原因，立足于深化改革，才能化解民怨，赢得民心，巩固执政根基，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石宗源书记约刘子富面谈，从“瓮安事件”的处置过程到处理群体事件的新观念，两人谈得很深入。石宗源谈到处理群体事件应该及时把真相向人民群众公布，向媒体公布，不让谣言去误导群众。让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寻求群众的谅解，矛盾才不会尖锐化。

　　刘子富说：“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他当场向石宗源书记请命，重返瓮安，去做一个深度调研，认真总结“瓮安事件”的经验教训。石宗源当即给予支持，并委托秘书致电瓮安县委，要求全力配合。

　　当年9月底至10月初，刘子富再赴瓮安，进行了为期17天的深入调研。这一次，他一共采访了87人。从前任领导到现任领导，县里各级干部、公安干警、离退休老同志、教师、学生、居民、下岗工人、矿老板、店员、农民，到因卷入打砸抢烧被依法收容在少管所的学生等。

　　回到贵阳后，刘子富开始着手写作。2008年12月，14万字的调查报告成稿。他将“瓮安事件”作为标本予以仔细剖析，分析了事件的成因。然而，调研报告只能在少数领导中传播，而出书却能给更多的人以启迪和沟通。刘子富决定将调研报告成书出版。

　　于是，在石宗源书记的支持下，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新群体事件观——— 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

　　这本剖析瓮安“6·28”事件深层次原因、探索新形势下如何处置群体事件的书，是对贵州省成功处置“瓮安事件”全面、深刻、系统的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单光鼐为这本书作序说：“全书文字生动、形象，分析鞭辟入里，通俗、易懂。这是一本供基层干部学习处置群体事件的好教材。”

　　1985年刘子富在安龙县农村田间地头采访农民

　　1996年刘子富四下罗甸县大关村采访“当代愚公”何元亮，
　　写成稿子后当面听取修改意见

　　1999年刘子富在安顺市开发区采访

　　2005年，刘子富第三次走进赫章县海雀村，与苗族老人安美珍交谈

　　刘子富退休后，一如既往地关心新闻工作 金黔在线记者 吴蔚 摄

　　镜头三：10年社长同记者一道奋斗与担当时间：1997年至2007年

　　刘子富认为记者的生命在于奔跑。因此，就算他在担任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的10年间，他也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他领着一个个新入行的记者“入门”、“入道”，一同“奔跑”在新闻事业最前线。

　　2001年，身为社长的他带着年轻记者李忠将到沿河县采访。在饭桌上，他听到乡村教师刘恩和一人背几十吨材料修学校的故事，当即表示“太感人了，一定要去采访，把感人事迹报道出去，我们明天就去！”

　　次日一早，他带着记者去后坪乡茨坝村采访，200多公里的山区沙石路特别难行，未到后坪就爆胎三次，几人只好步行去到茨坝小学和刘恩和家。结束了采访，他与记者共同写成稿子后，与县有关部门认真核对，准确无误后才将稿子发往新华总社。

　　2003年，他带着记者王丽去湄潭县调研关于农民工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在采访中却了解到当时湄潭有一些农民工在广西打工时染上了尘肺病，但相关企业却撒手不管，农民工只得回到贵州老家养病。

　　“当时，这些农民工可谓陷入绝望之中，甚至有种在家等死的感觉。”王丽回忆说，老刘社长是一个民心情怀特别重的人，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他们立即终止了之前的采访，直接“杀”到了村里面去了解具体情况，采访了很多当事人。“当天，我们采写成内参稿件，得到了时任总理温家宝的批示。随后，国务院先后前往贵州与广西两地调查，解决了上百名农民工的问题。”

　　担任社长10年间，刘子富经常带领一个个年轻记者深入基层采访，传作风、帮业务、带传统。一名年轻记者一般带四五次，有的甚至达7次。每一篇新闻稿，他都与年轻记者商量着采写，字斟句酌地共同推敲。年轻记者交回的稿子，他不拖不压，处理不过夜，即使是长篇调查报告，也会及时给记者一个回复。多年来，他坚持不把记者的稿子“打”回第三遍，更不轻易“枪毙”记者的稿子。他以身作则，以对新闻工作一丝不苟、不怕吃苦受累的行动，给年轻记者上了一堂堂生动的“入门课”。

　　“应该说，老刘社长影响着、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在王丽心中，刘子富不仅对自己有着知遇之恩，更是她的心灵导师。“最让我敬佩的是，老社长是一个对新闻事业充满热情的人，且这股强烈的热情30多年一直持续着，从未减弱或改变过。不管是他刚刚当新华社记者，还是直到他退休；或者不管他是一名普通的记者，还是已经走上分社社长的领导岗位，他始终是一种‘奔跑’的状态，有深入基层的热情。”

　　侧记大家眼中的刘子富

　　海雀村村民“他不仅是恩人，更是亲人”

　　谈到刘子富，海雀村村主任文正友及原村支书王学芳不约而同地感慨：“他不仅是整个村子的恩人，更是我们的亲人！”

　　原村支书王学芳，如今已是60岁老人。他骄傲地回忆：1985年刘子富第一次来到海雀村时，他是村组干部。当时正是他与老支书文朝荣一同带着刘老师连续走访10几户农家。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可他觉得刘老师很亲切，与其交流一点距离感都没有。随后，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刘老师这次采访后，海雀村一天天、一年年在党与政府的关怀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海雀村村主任文正友，是老支书文朝荣的小儿子。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时常提到刘社长，说他是一心一意为咱们村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好领导。

　　“在我的印象中，刘社长是个特别亲切和善的人，每次来海雀村，他从不把自己当外人，他总是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海雀村也是他的家。”文正友说：“他在村民家特别随和，坐草墩子、吃农家菜、喝包谷酒，和大家相处如同亲人一般。”

　　新华社记者黄勇“他是贵州农村发展记录者与见证人”

　　在黄勇看来，老刘社长是一个对工作、对新闻事业特别执着的人。虽然是半路出家，也不是科班出生，但他对贵州，尤其是对贵州农村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他每次下乡采访，至少都会花上一两个月，并采写出大量有份量的稿件。”黄勇认为，老刘社长对贵州农村的情怀，让他不停地在乡间“奔跑”，发现点点滴滴的变化。“应该说，他是贵州农村发展的记录者与见证人！”

　　黄勇回忆，2005年他有幸与老刘社长前往海雀村采访。让黄勇记忆深刻的是，上至村支书，下到当地村民，几乎每一个人都与老刘非常的熟悉。甚至还说：“老刘呀，你还来这里干嘛呀，你对这里熟得很，闭着眼睛都能把稿子写来。”

　　“除了对农村特有的情怀外，老刘社长还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学习新鲜事物的人。”黄勇说，他算是新华社贵州分社最先接触电脑的人，不仅如此，他也鼓励大家学习，在2000年时，分社在贵州所有新闻单位中，率先为记者配笔记本电脑。

　　“我印象中，老刘那时应该50多岁了，可是他掌握电脑非常熟悉，打字甚至比社里很多年轻人都要快。”黄勇回忆，老刘在采访时，大部分时间都是用电脑采写稿件。

　　新华社驾驶员郑立平“他是最没有官架子的领导”

　　“我与老刘已经认识20年了。我们都是好兄弟，好朋友。我从来都称呼他老刘，不会叫刘社长。”郑立平说，虽然工作上自己是老刘社长的下属，但是对方并不介意自己这么叫他。

　　郑立平说，老刘对社里所有同事都很随和，平易近人。他从来没有官架子，跟他相处不会有什么压力。

　　下乡采访，大家都是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乡下采访条件大多很艰苦，但是他从来没有推辞过。

　　“在我眼中，他是一个正直、有责任心的人。从我认识他开始，社里只要有新进的大学生，他都会亲自带他们下乡去采访。当了社长之后也是如此。”郑立平说，他对自己的采访对象很尊重，不论采访对象是高官还是农民，他每次采访都会提前十分钟到达采访地点，从不会让采访对象等他。而且他在采访过程中也从不轻易打断对方讲话，都是认真听、认真记，别人讲完了，他才发问。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刘子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