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表现是中国电影的使命

　　作为近年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民族题材电影在量和质上都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一批在水准、视野、思想上有所突破的影片已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批蕴含人性和文化的影片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电影观众和学界对中国电影的印象和认知，显示着中国电影未来的希望。“真正具有精神价值的电影，是能够凝聚人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导演郑洞天说，“当现代社会越来越失落了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时候，民族题材电影里表现出来的更透彻、更真挚的当代性便凸显出来。它们的创作者矢志不渝，坚守着中国电影最可贵、最有价值的部分。”

　　宁敬武是一名电影导演，他当初是抱着对电影最纯朴的梦想，来到北京学习电影的。用他自己的话讲，“对电影有着宗教般的热爱”。当导演了近10部电影后，他将脚步延伸到贵州岜沙苗寨，并拍摄出两部关于苗族的电影——《滚拉拉的枪》和《鸟巢》时，曾被问及拍摄的动机。“我觉得真实的动机是我个人对多元文化共生时代结束的一种忧患”，宁敬武说，“我想拍有文化价值的电影，纯粹的电影。记录和表现文化的多元化，我认为是电影的使命，它可能不是主流电影的使命，但它可以是艺术电影或者说文化电影的使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批原生态的民族题材电影。它的导演、编剧、演员，甚至音乐、美术、剪辑都是以少数民族电影人为主体。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电影没有外来者高高在上的他者视角，而是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在探讨民族题材电影的文化表述时说，“它发挥的是人类学功能，保存自己民族文化的功能，多半反映的是对当下少数民族融入现代文明的一些困惑和反思。比如万玛才旦导演的《静静的嘛呢石》和《寻找智美更登》。”

　　近几年国产影片数量越来越多，但是有关民族题材的电影，能够让人想起来的非常少，有一部分只是在报纸上看到片名，还有大部分人甚至连片名都没有听说过。“民族题材电影真的是越来越小众化了，”著名蒙古族导演麦丽丝无奈地说，“我相信没有一个导演只想把影片给自己的族群部落看，给自己圈子内的同行看。”结合自身多年的心路历程，她认为固守狭隘的“本土化”观念没有出路，更不能一味依靠别人的扶植。民族题材电影需要一次突围，要抓住历史给予的宝贵机遇，配合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从西部现代化的社会现实中获得原动力。

　　章家瑞导演坦言，在自己做学生的时候心目中的标杆就是那些电影大师。然而2003年，中国电影全面市场化的来临还是让人猝不及防。在一片唯票房论的声音中，章家瑞给出了自己的思考：“我们要拍自己的主流大片，不能一味地打打杀杀。这种主流大片里，要把我们民族的文化，我们曾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那种精神，通过电影表达出来，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民族大多数的老百姓，提高他们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