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在大学里学习到的知识

我有一位友人，因其在俄罗斯—波兰文学领域的研究而为国际学界所知晓，这位友人困惑于东京大学教养学系的学生升往文学系的人数逐渐减少，因而想要请我说说当年抱持怎样的愿望升入法国文学专业的。

我为此作了一场讲演，表示自己只是高二时希望前往所读之书的那位作者执教的教室学习，如果非说不可的话，那就是“为了成为知识人”（讲演记录请参考《昴星》2007年8月号）。当时，我热衷于先生以及友人的话题，却耽误了回答所提问题的时间。

尽管为时已晚，却还是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

1.你是一位老年人，获取了什么样的养老金呢？这是一个时事性话题。

有些同行是文化功劳者或艺术院会员，有的同学完成了大学教授的工作，他们都获取了养老金。我则没有养老金。我的长子向“身心残疾者扶养之养老金”缴纳了240次费用，却由于石原都政废止了这项制度，因此在我们夫妇死去后，长子也不会有养老金。

2.有些专家使得大学的理科等相关专业研究取得发展，他们获得了成果，也曾站在被政府和企业“笼络”的立场上，你对这些专家似乎比较冷淡，不过为这个国家（甚至世界）带来经济发展的，不正是他们吗？

无论对于那样一些人，还是对于自立而为、在不受待见的地方尽力工作的专家们，我都心怀敬意。国家以及大学为了培养专家而投入资金，我对此也表示赞同。我想要强调的是，这也是爱德华·萨义德的观点，从最先进的研究到最质朴的领域，在将专业研究与每一日的业绩相积累之后，作为对社会的现状和趋势感到忧虑的人，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开始协作的那些人（身为外行的知识人）的重要性。他们是具备实力和勇气的批判者，有时也会与政府和企业相对立。

一位老医生长年从事医治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工作，他还是一位即便在欧美也广为人知的、提倡废除核武器的理论家，我无法忘却在维护宪法的“九条会”一次集会上与之偶然邂逅时的感佩之情。

3.请具体说明，在本科生阶段，你“为了成为知识人”而从被你视为典范的渡边一夫教授那里接受了怎样的教育？毕业后又如何运用那些知识生活至今？

曾在法国文学专业聆听先生的讲座，这是我在青春时期的最佳体验，只是其后我没有能力继续深造并从事专业研究（记得先生愉快似的说道：我给你的毕业论文判了个B）。于是我决定去写小说，不过，阅读在本科期间学到的法文和英文这个习惯，我是持续下来了，并从先生那里受到启示，掌握了跨越数年的阅读方法。

我回想起先生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间说过的话语。1975年二月，渡边一夫改译的拉伯雷著《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岩波书店版）完成，岩波书店为此举办了内部庆贺会，我为该书的出版帮了些微小忙，也受邀出席了这个活动。

在那个庆贺会上，最为年少、轻薄且饶舌的我说出了大家都很挂念的事：

“您的身体状况如果不太好的话，由于您一直以来都非常注意，那就停下工作，到医院去作检查，您看如何？”

“你不是说了吗，如果去医院的话，将会是致命性的。因此，我要在藏有参考书的家里一直工作到最后。”

看到我如同孩子般快要哭出来的模样，先生便恢复愉快似的表情说道：

“拉伯雷自不用说，像亨利四世那样的王侯，也曾对加布里埃尔·埃斯特雷那样的宠妃表示：当你活到朕死去的年龄时，才会逐渐明白一些事情。我可是希望你活到我死去时的年龄哦。”

当年5月，先生完成加布里埃尔·埃斯特雷的评传《世间杂谈·后宫趣闻》（筑摩书房版）后，便住进了医院，就这样与世长辞了。明年，我将到达先生去世时的年龄，因而为了从容地重新阅读先生所有著作，要在今年以内处理完小说以及其他想要从事的工作。然后，则打算结合这个读书安排，完成这绵延数年的工作计划。

在3月的这个栏目里，我曾表示“倘若可能的话，要为孩子们写一部大书”。新泽西州一位老妇人（作为装帧设计师而广为人知的人物）将此理解为发送给她的信息，给我寄来一份装帧计划，建议分别出版篇幅短小的薄本书，最终再将其装订成合订本，劝我写出一本“尽可能大的书”……

教育基本法被修改的时候，乘着这个势头，被政府和企业“笼络”的那类专家们（即便他们未必就是教育的专家）便开始发出强劲的声音。因此，我要在为孩子们而写的那本薄薄的书里写入批判性呼吁，那种尽管意识到自己是教育领域的外行，却仍然要写入的批判性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