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第一批入校小学生 66年后相聚在黔灵湖畔

     “一个不能少”的同学聚会。

    “进入校门，五星红旗正升起。‘解放牌’的第一批小学生，我们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人生只有一甲子，黄昏聚首共祝贺！”9月17日一大早，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5岁的老人欢聚在黔灵湖畔，王多明老人慷慨激昂的一首长诗，回顾了大家“我辈古稀不蹉跎”的一生岁月。

    参加聚会的31位老人是1949年11月贵阳解放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生。1950年就读于贵阳市霁云小学（今毓秀路小学）一年级二班，1956年毕业，已经有相识66年、毕业60年的时间。这次全班同学第一次“一个也不少”的同学会，“实际上已经有7位同学，相继离开了我们。”聚会发起人之一、老班长徐富文对记者说。

    对于这次同学会的意义，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感恩”。他们说，他们是一群穷孩子，解放前，“读书”二字对于他们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是新中国让他们走进了学校，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其中有20多位同学终身从事了教育事业，至今还有同学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同学们骄傲地说，他们是和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一代，希望通过各自的人生经历，传递社会正能量。

    “一个也不能少”

    毕业后，这帮同学一直有着多多少少的联系，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也都曾举办过部分同学参加的同学会。“‘一个也不能少’的同学会，缘起去年公交车上的一次邂逅。”徐富文说，去年秋天他乘坐63路公交车出门，车上看见一位面熟的老阿姨，似乎是老同学宋邦彦的爱人，毕竟已经有30多年未曾谋面，不敢贸然搭话。凑巧的是，他俩同在云岩广场站下车，徐富文鼓起勇气上前去打了招呼，结果不但找到了老同学，还同住在一个小区。

    同学重聚，格外令人珍惜，更感叹岁月的飞速流逝，相见不易，两人不约而同想到是否能来一次大团聚？他们的建议得到王多明、吴大华等同学赞同，决定不遗余力在2016年办一次“一个也不少”的同学会。

    毕竟分离已经有60年，说起容易做起来却没那么简单。同学邓传霖和大家失去了所有的联系，多方打听知道他住在宅吉小区，徐富文和吴大华前往辖区派出所查询，他已经搬往了海马冲；第二天按照地址找人未果，又去派出所、社区服务中心，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线索；差不多花费了一周的时间……终于在所辖的居委会，得到确切的门牌号，并在邻居帮忙下，终于联系上了邓传霖。

    蔡秀珍负责寻找60年未曾谋面的曾凤英同学。曾凤英曾是环西小学的老师。可蔡秀珍到环西小学辛辛苦苦打听来的电话号码却是空号；线索断了，她又马不停蹄地去了市教育局，曾的爱人是那里的退休职工，正在办公室询问时，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阿姨，您找的曾凤英，是我同学的妈妈，我有联系方式。”这个意外的惊喜，让晚上11点钟接到电话的曾凤英激动不已：“从小建立的深厚友谊割不断啊！”

    寻找另一位家住小河、在王武砖瓦厂上班的同学钟家隆，吴大华等人在熟人帮忙下，通过所属劳改局的人事科、劳资科等寻找，没想到这位同学已经在去年离开了人世……

    经过不懈努力，全班同学终于有了这次大团聚。

    66年来首次“大团聚”

    同学会上，大家首先向逝去的老师和同学默哀三分钟，回忆着难忘的小学时光。

    “我们都是穷孩子。”徐富文的父亲做小买卖，母亲为别人打零工，在他的印象中，小时候家住北横巷的一个偏棚里，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艰难日子，家中只有祖父会写点字，其他人都是目不识丁。

    同住一条巷子的王多明，因为父亲是一位厨师，家境稍稍好一点，但也没有宽裕的钱让他读书；还有邻居吴大华的家也是同样的穷……

    具体入校的经过大家已经记不太清楚，只记得1950年春天，在大人的陪同下，一个个第一次走进霁云小学。

    班主任杨飞凤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女老师，但是非常关心每一位同学。“因为没有裤子穿，我光着屁股就去上学了，老师看到后，把她爱人的一件汗衫送给了我，套上去从肩遮到小腿，衣服、裤子全有了。” 徐富文回忆说。

    高年级的班主任刘荫宽是一位业务能力非常强的老师。“她的字不但工整、漂亮，为了不挡同学们的视线，还可以左右板书，真是一绝！”大家回忆着，依然唏嘘不已。

    让陈宝燕不能忘怀的是一件受惩罚的事件。那是物质缺乏的年代，一天有位同学发现操场上有一块厚木板，大家搬来砖块垫在中间，玩起了“跷跷板”。正玩得起劲，木板不堪重负，“咔嚓”断了。刘老师说，损害公共财物是要赔的。“吓哭了的我们，请求老师不要告诉家长，家里太穷了，希望用自己的力量赔偿公共财物。”老师答应了大家，每天放学后同学们分头去捡牙膏皮、烟头、废纸，变卖后终于凑够了钱。“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教训让大家明白要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明白自力更生的涵义，影响着一生。”陈宝燕感慨地说。

    王多明依然保留着他一、二年级的“成绩报告表、品行鉴定表”。发黄的纸张上，有着“阅读、写字、说话、作文、笔算、劳作、美术”等科目，每科成绩分为日常和测验，当时老师用毛笔工整填写好分数，8.800、6.090、18.050……成绩竟然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在他的品行鉴定栏中这样写道：“对老师有礼貌、出外和回家都给父母行礼，学习积极、保持清洁、按时交作业本，但上课时喜欢说闲话。”最后一栏依次盖着校长、教导主任、级任教师的印章以及父母的回执印章，结论是“升级”。

    做反哺社会的“师范生”

    小学6年毕业后，老师们为大部分同学选择了“师范”专业。“还是因为穷，师范不交学费、不交伙食费。”徐富文、蔡秀珍等20多位同学，40多年一直从事小学、中学教育。

    现场同学们还为被公认的“佼佼者”，送上真情的掌声。

    曾担任贵州民族大学外语系主任的郑昆伦教授，小学毕业后，1962年考上了贵州大学外语系，73岁高龄依然活跃在讲台上。“现在每周为大学生们上28节英语课。”他和老同学们分享着自己的成绩，担任英语教学，从事翻译工作，被评为“全国资深翻译家”，担任贵州省翻译学会会长，出版译作五本。

    王多明同学“一生情系广告学”。作为贵州广播电视大学的教授，从事广告教学30余年，出版了超过1200万字的《中国广告大词典》、《创意思维法大观》、《企业使用广告文体写作》等20本广告学专著。“从理论到实践，我依然活跃在广告和策划中。”他说。

    刘晓文则是一生扎根山区的“气象员”。她中学毕业后考上了贵州省气象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凯里市气象局，后又主动调到雷山气象局。1978年因为几十年扎根山区从事气象服务工作，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曾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领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而郑昆伦赢得的喝彩声是因为从事足球专业18岁的孙子，刚刚和恒大足球俱乐部签订了每年300万元的合同。“在霁云小学读书时，我曾是足球校队的前锋，当时赢得过全市足球比赛的冠军。”他说感谢小学时光的足球启蒙教育，一生和足球结下了缘分。后来在云岩区教育局工作的郑昆伦，同时担任着云岩少年体校足球队教练，曾为省足球队培养、输送了不少的队员。退休后，郑昆伦全身心投入到对孙子的培养中。孙子从4岁开始接受爷爷的系统足球训练，后来加入贵阳市实验二小足球班。“每天放学后，我都陪着他训练2个小时。”他说，孩子小学毕业时，被上海、浙江等地多家俱乐部看中，最后在四川足协专业学习足球。

    夕阳无限好 古稀不蹉跎

    在同学会即将结束时，花再芳同学的一个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响应。她介绍说，今年年初老伴去世后，参加了在龙里县举行的“生态节地葬”活动，不占地、不立碑，通过“花坛葬”的方式，安葬了老伴。“现场电视台的记者对我们全家倡导的殡葬新风尚，进行了专访。”她建议同学们百年后，积极选择生态下葬方式。

    这样的话题并没有让老人们情绪低落。“我报名。”王多明第一个举手响应，跟着不少的同学应声呼应。

    “回顾历史、相约今天、展望未来。”在同学会结束时，大家纷纷表示，爱惜身体，放宽心态，享受夕阳的无限美好，相约80岁、90岁、100岁的“同学会”。（记者： 刘辉 文/图 来源：贵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