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留下伟人足迹 少数民族铭记小平关怀
邓小平同志生前时刻关心着全国各族人民，指导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关心和帮助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许多民族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各族人民都感受到了他亲切的关怀。
邓小平参观遵义会议会址
贵州各族人民深受鼓舞
1929年12月，在邓小平等领导的百色起义中创建的红七军转战贵州的20多天里，在沿途苗寨侗乡，宣传党的政策，传播革命真理，发动各族群众斗争土豪恶霸，处决压迫各族人民、作恶多端的保长、甲长。红军严明的组织纪律、崇高的革命品格，深受贵州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跟红军走、当红军去”成为当时各族青年的共同心愿。1930年4月下旬，邓小平等创建和领导的红八军一纵队在贵州境内休整，对当地武装进行了成功的统战工作，争取了在其辖区内休整，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而红七军、红八军在贵州点燃的革命火炬，深深地鼓舞着贵州各族人民。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贵州和湖南交界的湘西土家民族成分问题的报告。报告反映：从一九五零年以来，不断有土家人以个人和多人联名形式写信，反映土家人不是苗族而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并应实行区域自治。邓小平在阅该报告时批示：“拟同意，组织力量，协同湖南省委解决土家族问题。”1957年9月，国务院正式确认土家人为一个单一民族，并作出关于撤销湖南省湘西苗族自治州、设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决定。
1958年11月，邓小平来到贵州视察、指导工作。他在贵阳市郊花溪视察时，仔细询问了群众的生活情况，如房子怎么修、托儿所怎么办、娃娃怎么带、人家不愿入托怎么办等问题，在田间又仔细询问了农民的伙食情况。之后他同花溪区的负责同志谈话时，又针对当时全国出现的浮夸风进行了批评。邓小平还在遵义视察了红旗人民公社和遵义县大风暴人民公社的食堂、托儿所及秋耕情况，广泛地接触了社员和群众。在贵州铁合金厂进行实地视察时，他了解了遵义的矿产资源情况。
针对贵州经济比较落后的状况，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改变观点，发展生产，增加国民经济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在贵州省委常委会议上指出：“要千方百计地搞多种经营，搞点有色金属，搞点经济作物，必须搞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要搞铝县、铜县、铀矿县、烤烟县、麻县、木材县，总要搞一些特色。”“铝是尖端科学的重要材料，炼铝要创造出一条道路来……要搞铝锭。”他又强调：“交通要搞，每一个公社要通公路。”针对水电问题，他要求：“要搞水电站，先搞小的，每个水电站兼顾灌溉。只要水抓到了，综合利用是容易的。”“水利概念要改变，农田用小水利来解决，山地以蓄水为主，拼命存水。”这些指示是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后，针对贵州实际情况提出来的。
每到一处视察，邓小平都深入基层，广泛地同工人们接触，亲切地询问、了解工人们的生活工作情况。他鼓励大家一定要把六盘水地区开发建设好。当时，由于六盘水交通闭塞，贫瘠落后，要解决新增10万建设大军的生活供给问题，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事。当从工人那里知道大家想吃到新鲜大白菜时，他当即指示秘书与北京有关部门联系，很快就调进50万斤大白菜支援六盘水矿区。
在视察中，邓小平还针对贵州省情，就如何充分发挥山区优势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对贵州省委负责同志说：“真正富的是山，这里副业比四川好搞，山多稍微整一下，收入不知有多少。贵州将来比成都坝子富，单是种树，就不知有多大收入。林子太少，要大造林，山区要发展林业牧业。山上可种木本粮食，如橡子树;木本油料，如核桃。林木都要配备好品种。”他强调，山上多种树，是为了搞好多种经营，更好地发展贵州经济，这对改善山区的生态环境也有重大意义。当邓小平进一步了解到贵州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而地下水丰富时，又指出：“四川水不流失，贵州的水流走了，只是洞里有点水。贵州的林木储量有多大?贵州到处可以变林区。”强调了通过植树造林涵养水源的重要性。根据贵州山区自然资源的特点及经济发展规律，他还指示：“省委重点抓农业，粮食要达到自给，山上多种树，发展林牧业，山下要发挥矿产资源优势，做到能源、交通开路，形成贵州独具特色的能源工业与材料工业优势，搞好矿产深加工，增加产品高附加价值。
邓小平考察宁夏社会主义建设
情系宁夏回汉群众
1936年5月，邓小平作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随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边界地区进军。面对宁夏军阀挑拨回汉关系，说共产党“共产共妻”、“灭回灭教”的谣言，邓小平等深入实际，制定对策，在所属部队中进一步加强了思想政治和民族政策教育，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回汉民族的联合与团结，发动回族群众反对国民党军阀的政治压迫和苛捐杂税，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回民解放道路的主张，从思想上提高了回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全面正确认识，并用一系列实际行动感化了回族群众。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邓小平等报告党中央：“红军与回民关系甚好，但仍有一部分恐慌。回民红军争取以一个俘虏连为基础，建立独立营。计划扩大一批新的回民连队。”在从环城到七营的途中，组织干部讨论地方工作，“特别是回民问题，为战士讲关于回民工作的政治课，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乱进民房，不进清真寺，不乱用回民器具，群众是满意的。”
当年7月，邓小平等又致电毛泽东等，报告红一军团开展回民工作情况，提出：回民工作应以民族自决为基本原则。因为回民是中国比较大而且最团结的一个少数民族，不把回民首先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统治之下分离出来，争取最大多数回民到抗日战线上是不可能的。民族自决可以吸引更多的回民甚至部分上层分子参加反日反军阀的斗争。甘宁一带回民的经济条件与汉人一样，所斗争的基本内容应是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与民族自决不冲突，而且是不可分离的任务。但因回民中的民族和宗教意识还超过了阶级觉悟，回民上层分子和宗教首领在回民中有很大的威信，回民要求打土豪，但表示不愿打自己不痛恨的土豪。我们在策略上不应树立更多的敌人，增加发展中的困难。应该比较郑重开始以打击反动叛徒的名义来没收回民最痛恨的土豪土地给回民基本群众，而且必须发动回民来执行。电报还提出：在回汉杂居处组织回汉人民革命联合政府;以现有之回民游击队为基础组织回民人民革命军，同时扩大回民当红军;不组织回民人民党，只组织共产党。工作计划是：“回民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同时并进，团结反马力量;加紧培养回民干部，这对回民工作有决定意义;采取各种办法巩固回汉团结。”
1964年3月，邓小平来到宁夏视察工作。听完汇报以后，他对宁夏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加快宁夏社会主义建设。宁夏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海固地区，一定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回汉人民团结起来，把宁夏建设好。1983年3月，他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他还特别强调，“落后的地区，如宁夏、青海、甘肃如何搞法，也要做到心中有数”。
邓小平在内蒙视察
内蒙古草原的美好记忆
邓小平生前曾两次到过内蒙古。1926年底，邓小平(当时名为邓希贤)受党的派遣，中止了在苏联的学习，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经库伦到内蒙古包头，经过陕甘宁，最后到达目的地西安，历时1个多月，行程800多公里。途经内蒙时，大草原的自然地理状况和旧中国导致内蒙古满目疮痍的悲惨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3年9月3日，邓小平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八十八次政务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通过《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关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经验的基本总结》和《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及绥远、青海、新疆等地若干牧业区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总结》。他在总结时指出：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是纠正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的本质就是不以平等的地位对待少数民族，而是剥削少数民族，不顾少数民族的进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是平等的。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几年。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是经济。要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并与我们一道前进。经济问题一天不解决，民族问题就没有解决。民族区域自治刚刚开始时很好，后来劲头不大，原因就是没有帮助少数民族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当然问题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应该慢慢地来。
1964年4月，邓小平一行人来到内蒙，到白云鄂博铁矿、包头钢铁公司、一机厂、二机厂等地视察工作，并到黄河边的巴彦高勒观看了河套水利枢纽工程，留下了他对草原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工作指示。
在包头钢铁公司，邓小平说，我国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只能搞三个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包钢是一个，非上不可。当然中小的还要搞。现在要抓紧解决综合选矿问题。在河套灌区考察时，他说，河套地区灌溉条件这么好，为什么单产不高?农业光有水还不行，还要有肥。今后要大力改变粗放的耕作方法，努力提高单产。你们把1500万亩稳产高产基本田搞起来以后，粮食就打得多了，既解决了你们自己的吃粮问题，还可以给中央多调一些粮食，这是一件大事。谈到内蒙古的畜牧业，他说，搞牧业也得有水，没有水，牧业也搞不起来，要好好规划一下。在谈到自治区能够调出耕畜给国家时，他说，这也很重要，耕畜什么时候也需要。后来，他亲自主持制定了“牧区工作四十条”，有力地促进了内蒙古畜牧业的发展。
内蒙古历史上的几次重大事件，都是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和直接指导下得到妥善解决的。一件是关于内蒙古的划界问题。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前，1954年撤销绥远省，内蒙古自治区统一了区划。“文革”期间，出于战备的需要，一些盟旗曾一度划给毗邻的省区管辖。在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的指导下，从1979年7月1日起，这些盟旗重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件是为“内人党”的特大冤案平反。196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发生过一起所谓以乌兰夫为“总头目”的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案，使民族团结遭到空前破坏，大批无辜干部群众遭到诬陷，很多干部被残酷迫害致死、致残。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主持和领导了全国的拨乱反正，“内人党”冤案也得以平反。
邓小平在青海视察
青海各族人民不会忘记
1953年1月20日，刚到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设宴招待来北京的青海果洛区藏族参观团和甘肃南部牧区各民族参观团全体人员。他在致欢迎辞时说：果洛地区和甘南牧区曾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使得藏族聚居区人口减少，生产衰退，人民的生活陷入贫困和落后的境地。三年来，由于人民政府实行了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已经空前地团结起来。民族政策是要我们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建设自己幸福美满的生活。只有团结得好，一切建设事业才能顺利地进行。
1966年3月，邓小平等人来到了古城西宁视察，他郑重指出：“青海工作最根本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把农业搞上去，另一个是解决民族问题。”“农业上不去，大开发就有困难。”邓小平对50年代末的弄虚作假成风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仔细地听着汇报，并反复询问、核实农牧业生产的各种数字，比较各种数字之间的关系，他一再表示：发展农牧业，你们的潜力很大，牧区人口每人每年仅羊毛一项就可收入四五十元;农业区“川水地潜力大”，农业生产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
邓小平对柴达木资源的开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柴达木资源开发，虽然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挫折，依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青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当青海省委负责同志汇报到交通运输是制约资源开发的重要因素，并要求早日修建青藏铁路时，邓小平表示同意青海省委“三五”后期开工修建青藏铁路的设想。但他要求省委和铁道部先算个账，搞好规划，并进一步指出，要考虑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本着节省钢材、节省投资的原则，搞轻轨、窄轨，站与站的距离远一点，站台也搞简易的，用内燃机车，先起过渡作用，用10年再说。
当谈到资源开发与农牧业关系时，邓小平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的经验教训并指出，柴达木盆地作为将来的大工业区，要大力发展农业，强调了农牧业在资源开发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3月29日晚，邓小平被当天《青海日报》刊登的一篇长篇通讯所吸引。这篇题为《穷则思变，治山治水》的通讯，报道了化隆回族自治县德恒隆的群众自力更生、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事迹，突出展现了沙连堡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木华等少数民族干部的风采。
在听取青海省委的工作汇报时，邓小平一再指示要在西宁多办街道工业，使回族群众能够参加工业生产;指示要注意发展牧区经济，改善藏族、蒙古族群众的生活。他指出：“改变面貌的关键是解决民族问题。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本民族的领袖人物，解决民族问题是不可能的。大队要有大队的领袖人物，公社要有公社的领袖人物，就像你们报上登的化隆德恒隆公社沙连堡大队回族党支部书记那样的人物。要选派那些优秀分子，特别是青年，让他们去参军，参加工厂劳动，到军队、工厂这两个熔炉中去锻炼，让他们学汉文，也学藏文，让他们读毛主席著作，逐渐地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变成工人阶级，然后再派回本社、队工作，使每个大队都有这样的骨干。……所谓改变面貌，首先要改变这个面貌，这是基本功。你们说把青海建设成为真正巩固的战略后方，这是个标志。”
邓小平在视察延边州时题词
长白山上的欢笑
1952年7月，邓小平到中央工作不久，就关注着东北地区的中国籍朝鲜民族与朝鲜侨民问题。1953年6月28日，他和周恩来一起，就关于中国籍朝鲜民族与朝鲜侨民划分标准的问题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东北的朝鲜少数民族与朝鲜侨民问题，需要予以适当解决。现草拟复东北局电稿一件，提请中央会议讨论批准。此电经中央批准后拟先发东北局征求意见，得到同意后再将主要内容送交朝鲜政府征求意见。如朝方无不同意见，即照此执行。中共中央复东北局电指出：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原住东北境内，在农村中已分得土地、房屋，或在城市中已经安家立业之朝鲜人民，为中国籍朝鲜民族。凡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来中国境内居住者，一律作为朝鲜侨民看待。
邓小平对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给予了极大关注。1981年11月，他在同吉林省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指出：吉林的延边是朝鲜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是朝鲜族自治州，战略地位很重要，那里的经济应该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
1983年8月13日，邓小平一行来到延边州视察。在登长白山之前，他就对吉林省委的同志讲：第一，不要妨碍群众游览;第二，不准搞特殊化;第三，轻车简从，不要省委同志来陪。他一路上见到游客，总是主动站到路边，让游人先走。有的游客见到了他就不走了，停下来与他攀谈。当时在延边参加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30多位代表，都盼望能和邓小平照张像，留个纪念。他得知后马上来到代表们中间与大家合影留念。在长白山天池气象站，邓小平亲切慰问了气象工作人员。他说：吉林省是农业省，而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所以，搞好天气预报很重要，你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希望你们为防灾减灾当好参谋。
当邓小平来到长白山顶峰，眺望茫茫无际的林海，俯瞰清澈碧蓝的天池水时，他开怀地笑了。回到宾馆，他挥毫泼墨，写下了18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设得更快些更好些”。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亲临延边视察并亲笔题词，这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最大关怀，是对延边各族人民的巨大鼓舞和鞭策。
邓小平在广西视察
八桂大地的光辉足迹
1929年10月22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等率领的武装部队来到广西右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百色山城，与右江地区各族农民运动相结合，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精神，领导了百色起义。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仍然非常怀念当年与他共同战斗和生活过的革命战友和烈士家属，号召学习烈士的先进事迹。1963年，广西军区政治部编辑《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邓小平欣然为此书题词：“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前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
1955年，广西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和旱灾，粮食严重减产，导致1956年发生了严重的春荒，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逃荒和死亡的严重事件。195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广西事件的情况汇报。邓小平在会上说，这次事件是在国家有钱有粮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事件发生后，广西省委对有关失职人员一直拖着不处理，患得患失，你推我，我推你，不仅缺乏群众观念，连“人民”两个字的观念也没有了。根源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指出，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主要责任在广西省委。中央决定要严肃处理，早处理早主动。这样，才能使群众心服。他接着说，你们回去要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使广西的工作作风来个根本转变。书记一人包办的作风是很坏的。“人民”二字在心中有没有位置?没有受处分的同志也要进行自我批评。广西省委自己要作出一个决议来教育全党，这是开国以来第一次处理的一件大事，应引以为戒。
邓小平高度重视对广西漓江的治理。1973年10月，邓小平等陪同加拿大贵宾游览漓江风光。漓江被严重污染，江水浑浊不堪的情景被初游漓江的邓小平看在眼里，他当即找来自治区和桂林市的领导分析污染原因，商讨治理办法。回北京后，他亲自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了对漓江的治理问题。不久，国务院颁发了《尽快恢复并很好保持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风貌》的决定。国务院还责成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把治理漓江提上议事日程，予以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把漓江治理好。此后，自治区、桂林市领导多次研究过漓江治理问题，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发布了一系列指示，决定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治理工程以巨大支持。
邓小平对平果铝的开发和建设十分重视。1986年9月，他听取了平果铝等项目的准备情况汇报。当有关负责人说到在盘子以外的钢铁、石油化工、铝3个利用外资项目中，前两项的资金已解决，而搞铝没钱时，他强调指出：“广西平果铝要搞!”在党中央、国务院和邓小平的关怀下，1987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平果铝厂的设计任务书，该厂的立项工作至此完成。同年9月，平果铝业公司宣告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和广西投资最多、建设规模最大的项目，也是国家“七五”计划的重点工程之一。
邓小平视察昆明植物研究所
邓小平视察昆明钢铁厂
云南各族人民的思念
邓小平在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总书记期间，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解决云南少数民族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
1949年进军大西南时，为了使刚组建的中共云南省委能迅速、正确地开展工作，邓小平和熟悉云南情况的各阶层人士交谈，共同研究云南解放后应采取的大政方针。在多方听取意见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云南是个多民族省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巩固革命秩序的关键在于“民主团结，民族团结”，“解除民族间的隔阂，这是一切工作的起点”。1950年11月底，他批示云南省委，抓紧创办一所民族学院。在他的关怀下，1951年8月1日，全国第二所省办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正式开学。此后，各地、县委还相继开办党校和干部培训班，培训了大批民族干部。同时，云南省还从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中选拔进步、优秀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到1953年9月，在云南边疆1200余名当地少数民族干部中，少数民族上层出身的干部占58%左右。在邓小平的关怀下，由四兵团、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等外来干部，“边纵”地下党干部和解放后新培养的本地干部组成的云南各民族干部队伍，都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
邓小平还起草了西南局致云南省委电，肯定其从民族杂居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土地改革政策的做法。电报说：“你们对于民族杂居的腹地，在实行土地改革时，采取召开民族代表会议讨论解决的办法和只搞减租、退押、分土地，不搞清算、违法赔偿，也不采取群众斗争的方式，而采取协议、调解、法院裁判等方式。我们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惟‘和平土改’四字含义不大准确，以不采用为当。”
1950年4月，云南省委向西南局书面请示关于边界地区的工作方针问题。邓小平代表西南局在批复中指出，云南面前摆着三个重大问题，即国防问题、民族问题和土匪问题，这三个问题密切联系，互相交错，但“核心是民族问题，只有解决了民族问题，才能解决国防问题和土匪问题”。后来，他进一步指出，有了民族团结，就有了国防;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国防。他在和贺龙出席西南民族学院第二期开学典礼讲话时指出：民族工作是全国范围的根本工作之一，有了民族团结，才可以谈到国家强盛、国防巩固、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为了达到各民族团结，必须有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各民族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风气;并且要有一批热爱祖国、联系群众、懂得政策的各民族干部。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充分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器。回到本民族地区后，更好地发挥作用。根据邓小平指示，云南省委提出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联防自卫，防匪保家”的工作方针，军队和地方派出了3000多人组成的民族工作队深入民族地区，开展“做好事，交朋友”活动，疏通民族关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边防军和各族民兵实行联防。
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缺乏经验的情况下，邓小平鼓励云南省委根据云南实际大胆实验。1950年7月，邓小平对中央访问团云南分团团长说：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族群众听了很高兴，要求兑现;“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区域自治，“如果半年不兑现，一年还不兑现，他们就会不相信我们的政策”，“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停留在口头上”。邓小平还嘱咐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区域自治应速实行，不能等，更不能拖，越拖将会越被动。”同时，他还明确提出：云南有些地方是几个民族的杂居区，在这些地区，首先组织民族民主联合地方政府，尔后再实行区域自治。
邓小平十分重视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他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一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就会出乱子”。“必须使各族人民生活向上，逐步得到改善。”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立即着手把发展民族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最大问题”来抓。在他的关怀下，各级政府和驻守边疆的部队，采取具体措施帮助各族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当时，云南边疆一些少数民族群众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状况。群众买不起好一点的生产工具，有了也不会用。鉴于此，他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拨出专款，购买农具，分发给少数民族群众，并派人教他们使用，教他们修理。
邓小平大力主张发展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贸易。他于1950年7月提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11月，他又强调，要在税收方面对各族人民实行少征的优惠政策，要鼓励私人资本到少数民族地区做生意。贸易要遵循互助互利、等价交换、群众不吃亏的原则进行，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要从群众吃盐、吃肉等小问题抓起，首先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云南省委提出“民族工作开展到哪里，贸易就进行到哪里”，逐步建立起民族贸易公司、供销社、购销组，开展贸易工作。随着贸易的发展，商品交换价格日趋合理。1952年，省政府还专门拨出28万元解决佤族、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等民族群众的吃盐问题。群众满意地说：“盐巴不能不吃，共产党不能不要。”
新中国成立前，云南各地普遍缺医少药。邓小平提出：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也很重要，那里迫切需要医药，文化工作首先要以医疗卫生工作为重点，才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生产的发展。他不仅这样提醒云南的干部，而且亲自督促西南军政委员会从重庆、成都等地抽调医护人员组成医疗队到云南边疆巡回医疗。1952年上半年，他听说德宏抗疟力量不足、药品缺乏时，便与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商量，决定派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率领由重庆第七军医大学专家、教授及医护人员共200余人组成的抗疟队到德宏帮助工作。临行前，他亲自讲话，恳切指出：云南是历史上有名的“瘴疠”之区，早在三国时，诸葛亮率兵南征，就有“士卒感染瘴疠，祭泸水以消患”的记载。1939年，国民党政府曾在云南搞过抗疟，但抗疟3年却得出“云南疟疾不可征服”的结论。我们共产党人，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难道连疟疾都控制不了吗?关键是态度要坚决，措施要得力，军民配合，群防群治。只要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疟疾是可以征服的。抗疟队到了德宏后，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制定了“以部队防治为主，军民一齐动手，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组织力量，重点配合，全面实施”的抗疟方针。经过军民共同努力，不到半年，就有效地控制了疟疾的流行。
1956年11月19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加强云南边疆工作问题和党内整风问题。他指出：云南边疆工作的方针，中央已有多次决定。无非是搞好边防，搞好自治，关键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应一年比一年多。要热心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合作化可以慢点，不要急。文教卫生事业要放慢，工具改革也慢慢来。比较着重的是交通贸易问题。要节约投资，搞交通建设。民族地区不搞交通建设是不行的。
1958年10月和1965年12月，邓小平两次到云南考察经济工作。在昆明钢铁厂，邓小平说，云南的发展重点，从长期着眼，是有色金属。因为云南这方面条件特别好，“宝”很多，要搞成一个有色金属省。他还十分关注云南的机械工业发展，两次都考察了昆明机床厂。他在首次考察中说，云南要努力发展机械工业，更多地制造一些机器。在机床装配车间，他仔细观看了该厂生产的5米直径的齿轮滚床，7米直径立式车床和20米长、5米宽的龙门刨床，当了解到这3台大型机床的性能后，连声称赞：“好!好!”并鼓励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说：“你们厂技术设备、技术力量较强，目前国家很需要机床，为加速国家经济发展，你们要发动群众生产更多的机床，为国家作贡献。”在第二次来到昆明机床厂视察时，邓小平看了该厂新开发成功的“光学坐标镗床”，非常高兴，对厂领导和操作工人说：“你们制造的精密机床，在全国很有名气，但生产量太少，目前国家还要靠进口。”
在视察中，邓小平十分关注改善云南的交通运输问题。1958年10月首次视察昆钢时，他就提出让昆钢多生产一些钢材，轧成钢轨用以修铁路，发展云南的交通建设。第二次在昆明，他了解到“三线”建设项目的困难时指出，受交通的限制，建设项目一时不能摆得太多。云南要搞铁路建设，铁路建设的标准要高些，并具体指示，成昆铁路按年1300万吨运力设计，内江昆明铁路按年800万吨运力设计。1975年初，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昆明铁路局是整顿的5个重点路局之一。他主持的这次整顿，锋芒集中指向“造反派”，抓住了铁路被搞乱的主要矛盾。
如今，邓小平有关交通的设想，经过云南各族人民30多年的奋斗，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正逐渐变为通途，铁路、公路、航空、水路的立体交通格局已初步形成。贵昆铁路、成昆铁路都早已通车，南宁至昆明的铁路现也已通车，昆明至大理的铁路修建已完成过半，内江到昆明的内昆铁路建设已列上日程。
1978年12月，在筹备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际，邓小平于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就西双版纳的发展及知青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此后又两次作了指示。他指出，西双版纳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农场有18万职工，60万人口，面积等于海南岛，而且自然条件非常好，自然资源很丰富，气候也不错，一年四季都可以搞生产，发展的门路很多，如果组织起来搞好了，不仅可以养活、养好这18万人，而且还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如何搞好?要搞一个科学而可行的长远发展规划;可搞专业队自负盈亏，国家不调拨，不交利润;国家给贷款，将来再还;大力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种橡胶、芒果、香蕉、甘蔗、咖啡、可可、腰果、胡椒等，一方面可换外汇，另外，国内发展旅游也需要;可以用联合企业的办法搞农场。总之，要多给他们一些政策，多给他们出一些主意，把那个地方建设好。别的地方如新疆、黑龙江等地有类似问题的，也应这样办。这些指示，为解决知青问题和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主政大西南期间的邓小平正在批阅文件
指导大西南民族地区发展
主政大西南期间，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指出：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这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但我们对情况又了解得很少，因此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但是，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目前的关键就是首先要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展。在文化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上层，而是通过他们慢慢影响各方面的工作。少数民族问题，现在是光稳当不行，要认真做工作，要切实掌握政策，保证不出乱子。
邓小平还就民族散居地区减租退押问题，起草中共中央西南局致中共西康区委电。提出：为了不致影响到少数民族，在民族杂居地区不要急于去搞减租退押运动是正确的。在公布文告时，一般只说明在少数民族中不实行减租反霸退押，同时也应说明在民族散居地区，只在汉人部分实行，凡涉及少数民族人民的部分则一般不应实行，只有在少数民族人民要求实行时(这往往是对少数民族有利的)，才可以在经过专署以上政府批准的条件下酌量情形加以实行。如果在这种地区实行时，有某一家少数民族人民不愿实行时也可不予实行。
邓小平还指出，土改第一不适于藏族聚居区，第二不适于边界少数民族聚居区及聚居区的边沿区。在民族散居地区原则上应该允许搞，但要看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一是真正实行了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二是真正在少数民族中举手同意，这两条具备了，时间即成熟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邓小平指出：在决定方针步骤时，一定要慎重，防止急躁。在西南可采取民族代表会议形式，讨论少数民族工作问题，由他们来讨论自己的问题，凡少数民族问题，必须共同决定。
1950年11月28日，邓小平出席欢迎赴北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活动后归来的西南民族代表团大会并讲话，他从五个方面强调做好少数民族工作：(一)西南民族问题的重要性。西南是全国民族问题最大的地区，西南国防与各个民族间团结是不能分开的，有了民族团结，就有了国防;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国防。(二)各少数民族政治方面的问题。反对大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就是要实行区域自治及成立联合政府。一定要选人民相信的人成为本民族人民的真正代表。各地区民族工作要做好三件事：一是要召开各族人民代表会议;二是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专署及县两级成立政府委员会;三是在西南办三所民族学院来培养干部。(三)关于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是各族人民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汉族地区，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少数民族地区的所有改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改革事宜，一定要在少数民族人民自己要求的基础上与各少数民族人民商量解决，急了就要脱离群众。(四)关于卫生文化问题。将来必须多培养少数民族医务干部，同时可以针对各地区特殊疾病，训练专门的医务人员。文字问题比医药卫生更困难。如何形成各民族文字的问题，将来一定要解决，也一定能够解决，这只是时间问题。(五)进步分子的责任。一是做好团结工作。二是考虑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人民利益。三是起带头作用联系群众。
邓小平在西南接见少数民族代表
关怀情暖天山南北
20世纪80年代初，是新疆历史上不寻常的一段时期。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露头，南疆喀什、叶城等地先后出现了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煽动群众闹事的事件。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错误言论也流传起来。一时人心浮动，自治区形势出现新的波动。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各级干部、广大群众齐心协力，努力工作，使局势稳定下来。1981年8月，邓小平乘坐专列，西出阳关，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对新疆大地的视察。
邓小平对新疆的棉花种植和纺织业格外感兴趣。听说农科所搞了棉花种植试验，一分场三连采用了当时较先进的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便提出到那里去看看。77岁高龄的邓小平下了车，健步走在田埂上。并朗声打着招呼：“科技人员辛苦了，科技人员好!”面对一片400多亩绿油油的棉田，邓小平轻舒一口气：“好大一片地哟!”他接过一顶扎有黑绸边的小草帽，遮挡住强烈的阳光，走进茂密的棉田，弯下腰，用手拨开棉株，全神贯注地观察棉花的长势。他直起腰高兴地说：“好办法，好方式，好，好……”对王震说：“你在新疆抓地膜棉花种植，这个办法不错，要大力推广。”随后，他又参观了石河子棉纺厂，观看了紫泥泉种羊场培育的细毛羊以及用这种羊毛纺织的毛布样品，并接见了石河子地区团以上领导干部、老红军及劳动模范代表。
8月19日下午，邓小平又同王震等驱车160多公里，来到著名的“火州”吐鲁番。听完简要汇报后，邓小平点了点头，说：“吐鲁番的葡萄很好，要大力发展，增加栽种面积，你们的规划很好。一定要依靠科学发展农业。粮食生产也不能放松。吐鲁番矿产资源丰富，可以向国家申请进行勘探开发，要让人民尽快富起来。”
8月16日上午，在乌鲁木齐市延安宾馆，邓小平对新疆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新疆的根本性问题是搞共和国还是搞自治区的问题。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是自治区。法律上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今年下半年开人大常委会，把它肯定下来。新疆稳定是大局，新疆一定要稳定，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就处理谁。”
邓小平明确指示：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上来，甚至放到自治区很高的领导位置上。平息骚乱期间，某县有位少数民族干部主动站到第一线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邓小平说：这样的干部为什么不能提起来，他是一个干事，能不能让他搞一个县?……要注意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新疆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
在接见军垦战士、多方听取意见、全面调查的基础上，邓小平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确有必要，组织形式同军垦农场不同，党、政、军结合。
1981年10月，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邓小平指导下，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作了新的调整。年底，党中央又正式下发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