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贵阳人李仲公、李侠公兄弟

    陈独秀（1879——1942年）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他和李大钊先生被世人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是众所周知的党史人物。而黔人李仲公因早稻田大学同学李大钊的关系与之相识，其胞弟李侠公亦因系早期中共党员与之曾有过交往。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对陈独秀的评价有失公允，许多与陈独秀有过交往的当事人都对往事讳莫如深而不敢谈及，只能从他们的一些只言片语中寻找一点蛛丝马迹。李仲公（1890——1978年）原名李其荃，字仲芸，贵州贵阳人。幼随其父读书习字，先后考入贵筑县学、贵州蚕桑学堂。1907年由贵州提学使柯绍忞选派，以官费保送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李其荃在法政学堂读书期间，与王郁骏等同学组织北京法政学会，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的李大钊、白坚武组织的北洋法政学会相配合，共同创办北京《法政学报》。经李大钊引见与汤化龙、孙洪伊等宪政派前辈结识，参加进步党人活动，成为进步党少壮派骨干，担任《中华杂志》撰述、《国风日报》编辑。受进步党组织资助，李仲公和李大钊一道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政治研究系，抵达东京后住进该市牛边区下户塚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两人同屋共席九月之久。经李大钊同学引见，与同在东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的陈独秀结识。这段结识经历，李仲公晚年回忆说：“我知有马克思、恩格斯，是在1914年与李大钊同志联袂赴日本留学的时侯。那时看了几本日人译著的刊物，对于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说才开始有了一点模糊的概念。现想起一件可笑的事。当第一次同李大钊去访陈独秀，陈大谈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我们听了非常吃惊，并与争论，这说明了当时是何等的幼稚。我对马克思主义有初步了解，是在1923年。那时李大钊已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我历年在西南搞政治失败到上海，受了他的鼓励，再去日本读书，第一次读日译《资本论》，才开始有了倾向。”说明当年陈独秀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初步接触和了解是不一致的，亦是陈独秀当年大谈“亡国论”的又一注释。之后，应汤化龙、孙洪伊之召，李仲公辍学先期回国，担任教育部编审员、众议院首席秘书，1916年与李大钊等人创办《晨钟报》，李大钊担任编辑主任，仲公任编辑。1918年回黔，担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赞兼贵州政治会议委员，从事贵州“革新运动”。王文华、何应钦等贵州革新派失败后，1924年2月李仲公在上海经李大钊向汪精卫介绍而加入国民党，沉浮于国民党政坛。李仲公在东征、北伐时期就与周恩来、郭沫若有过交往，抗战时期与王若飞有过接触。1932年初，李仲公直接上书蒋介石，提出“联苏联共，一致抗日”的具体主张，受到蒋介石、汪精卫召见，其主张最终不为蒋介石接纳，李仲公因此被排斥出国民党政权中枢。 1938年7月，陈独秀在南京出狱后经武汉逃难重庆，曾暂居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禁烟总会办事处。李、陈二人虽政见不一，仍以老友相待。后经李仲公介绍，借居其僚友黄鹏豪在重庆临江门石板街所开办的川源公司，不久迁居江津。而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负责照料陈独秀生活的早期中共党员罗汉(字雪岑，湖南浏阳人)在重庆大轰炸中遇难后，其遗霜方志强由李仲公安置在禁烟委员会任科员，以解决其抚孤及生计，李仲公因之遭受国民党CC特务的攻击。后来，李仲公参与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从事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民主进步活动，被蒋撤去禁烟委员会主任职务，仅挂名立法院立法委员闲职。新中国成立后，李仲公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参事。李侠公（1899——1994年），系仲公胞弟。1919年春从贵州法政学校毕业后，以官费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与同在日本留学的黔人周逸群结为好友。1924年5月，与周逸群在上海创办《贵州青年》旬刊。随后，应何应钦之邀赴广东黄埔军校，任军校特别官佐，校长办公厅秘书，并由何介绍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在军校经中共特别党部成员周逸群、鲁易介绍加入共产党，担任青年军人联合会机关刊物《青年军人》编辑，东征战役中担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其“跨党”身份暴露后，李侠公辞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职务，中共两广区委将其调任区委军委技术书记(相当于秘书长)，并兼任笫三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1926年秋，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李侠公在由粤转道上海候船赴苏途中，因对中共领袖陈独秀的敬仰，经同乡老友、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介绍，在上海与总书记陈独秀见面交谈。李侠公到达莫斯科后，先后进入东方劳动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曾担任中共旅苏支部宣传部长，与孙冶方、罗汉、蒋经国结为好友，受到王明宗派小集团的排斥。1930年8月回国，在上海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因国民党政府通缉在案，李侠公只得匿居苏州、无锡等地教书为生，1932年至1936年，随孙冶方一道赴日，从事苏联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史》的翻译工作。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李侠公在上海的一个旧衣店与原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留苏同学罗汉不期而遇，经过交谈，罗自称已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党接上组织关系，并由罗汉陪同赴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得到叶剑英、李克农的接待。1938年春，李侠公在汉口再次拜访刚出狱不久、早被中共开除出党的陈独秀。陈亲自书写旧作一幅赠予李侠公。罗、李要求赴延安恢复组织关系的请求，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出具介绍信和旅费，李侠公、罗汉结伴奔赴延安。李侠公、罗汉延安之行，据《林伯渠传》记载：“1937年8月下旬，陈独秀出狱后，罗汉在南京找到叶剑英等，说陈独秀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叶剑英认为此事重大，应与中央商议决定，要罗汉去延安接谈。9月初，罗汉与李侠公到西安，向林伯渠转告叶剑英的意见，林便打电报给张闻天，说叶剑英介绍罗汉、李侠公要去见你，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并给以他们工作。9月8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准予罗、李去延安一谈。后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9月9日，林伯渠将罗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拍发延安，罗电的主要内容是说：仲甫等已出狱，弟意中央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敬劝他回党工作。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林伯渠，提出对托派分子几条原则，并要转告罗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王若飞与李侠公作了个别谈话，针对他脱党七年，将遵义会议后全党一致团结在毛泽东周围的情况作了介绍，鼓励他到延安后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创造恢复党籍的条件。后来，王若飞指示他回国统区利用大革命时期同国民党军政头目的旧关系作军事情报工作。李侠公回到武汉以后，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领导下从事党的统战工作，疏于与陈独秀等人的交往。经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向部长陈诚推荐，拟任李侠公为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因受到贺衷寒的反对，而改任重庆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职务。皖南事变后，李侠公被蒋介石撤去陆大政治部主任职务。张治中接任政治部长后，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李侠公等任副主任。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担任中央干事，积极从事反蒋民主活动。1949年8月应周恩来之召自苏州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以待解放区民主人士候补代表身份出席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李侠公先后担任政务院参事、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民政厅厅长等职，因中共统战工作需要却留在了党外，成为民主人士中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李仲公、陈独秀均为民国早期报人，也许存在着相互敬慕的一面，也存在着双方性格孤傲而不相往来的一面。而李侠公则是陈独秀任总书记时期的党员，且与陈独秀之子、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共事，对陈自然敬慕，后因种种政治原因而未能深交。李氏兄弟与陈独秀的点滴交往，在黔人中亦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