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衰则文明衰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精辟概括。早在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署名文章《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功在当代的民心工程、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再次重申这一论断，并引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一段话：“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深刻论述，科学回答了生态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成为新时期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南。

                生态危机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

                一位哲人说过，人类文明是从砍倒第一棵树开始，到砍倒最后一棵树结束。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如果对资源不加节制地过分掠夺，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地破坏，引发的将是导致自身毁灭的生态危机。1847年，德国学者卡尔·弗腊斯出版《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马克思阅读后十分赞赏该书的观点，认为农民的“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他将此书推荐给了恩格斯，才有了后者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相关描述。因为一个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使得山泉枯竭、洪水肆虐，毁掉了农牧业的根基。恩格斯总结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文明，如果它是自发的发展，而不是自觉的，则留给自己的只是荒漠。”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都发源于水量丰沛、森林茂密、生态良好的地区，但都因为生态遭到破坏而导致了文明的衰落或中心的转移。尤其是位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本来坐拥沃野千里的自然优势，然而随着两河上游森林的破坏，促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淤高，洪水泛滥，河渠淤塞，气候失调，土地沙化、盐渍化，破坏了生产和生活条件，使得这个曾以“空中花园”为荣的古文明终成“空中楼阁”。这样的悲剧在我国历史上同样存在。昔日“丝绸之路”上号称“塞上江南”的楼兰古国，如今也已淹没在大漠黄沙之中。

                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生产力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省考察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一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道出了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其中，自然生产力是最基本、最富有创造性的生产力。一方面，自然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基础和前提，包括人类本身。另一方面，自然生产力为社会生产力提供了两个自然富源：一个是“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另一个是“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没有这两个富源，一切社会生产活动都根本无法开展。人类生产是在自然创造基础上的一种再创造。这些自然富源，长期被认为是自然对人类的恩赐，从来未被计入财富总量。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这些自然财富，其他所谓财富也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工业革命之后，在大规模开发、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忽略了对生态生产力的呵护，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马克思就曾深刻地指出，城市和农村分离，对地力的掠夺性剥削和滥用，造成了人和土地的物质代谢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缝”。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索取又很少给予，以致生态系统长期超载运行，日渐衰退，失去平衡，可谓“元气大伤”。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要使生态环境发挥最大的生产力，还需要让生态系统休养生息。注重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让其继续发挥生产力作用，让其为人类源源不断地提供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和没有污染的土壤等生态产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主要任务。

                党和政府始终重视生态建设

                由于清中期以来人口激增，加上西方殖民者的掠夺和战争毁林等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8.6%。为改变这种生态和经济两方面都积贫积弱的状态，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各界人士制定的《共同纲领》第三十四条专门规定：“保护森林，并有计划的发展林业。”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同年，毛泽东发出了“绿化祖国”、“实现大地园林化”的号召。我国开始了“全民义务植树 12年绿化运动”，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1958年，他又要求“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都绿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同时指出，“要发展林业，林业是个很了不起的事业。同志们，你们不要看不起林业。”周恩来总理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林业劳模马永顺同志时专门叮嘱道：“你们不光要多出木材，出好木材，支援国家建设，同时还要多造林，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改革开放伊始，1979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将每年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的决议。1981年夏的长江、黄河流域罕见洪灾，引发邓小平同志的思考，一场持续至今的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由此拉开。1997年8月5日，江泽民同志在姜春云《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上批示道：“历史遗留下来的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要靠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齐心协力地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去加以根本的改观。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应该是可以实现的。”2003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提出“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这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首次明确肯定和使用“生态文明”这一概念。2009年6月召开的中央林业工作会议，确立了林业的“四个地位”——林业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林业具有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具有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基础地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2011年9月6日，胡锦涛同志在首届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上指出：“中国高度重视林业建设，把发展林业作为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

                发展生态林业建设美丽中国

                林业兼有生态建设保护的主体功能和绿色生产的经济功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林业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兴。

                根据今年2月公布的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全国森林覆盖率已达21.63%，森林蓄积增加到151.37亿立方米，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分别位居世界第5位和第六位，人工林面积保持世界首位。随着森林总量增加、质量提高和结构改善，森林生态功能进一步增强。全国森林总碳储量达84.27亿吨；年涵养水源量5807亿立方米，年固土量81.91亿吨，年保肥量4.30亿吨，年吸收污染物量0.38亿吨，年滞尘量58.45亿吨。同时，我国林业产业总产值在2013年达到4.73万亿元，是2006年的4.4倍。这充分表明森林在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绿色发展、营造宜居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近年来植树造林成效明显，但我国“自然资源和自然禀赋不均衡”，“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相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对于人民群众对良好环境的期盼，我国森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够”。因此，“要全面深化林业改革，创新林业治理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造林、育林、护林的积极性，稳步扩大森林面积，提升森林质量，增强森林生态功能，为建设美丽中国创造更好的生态条件。”

                可喜的是，根据新时期中央赋予林业的历史使命和人民对于林业功效的期待，全国林业系统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观，确立了“以建设生态文明为总目标，以改善生态改善民生为总任务，以全面深化林业改革为总动力”的林业工作总体思路，提出了着力构建国土生态空间规划体系、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体系、生态产品生产体系、支持生态建设的政策体系、维护生态安全的制度体系和生态文化体系等六大体系，全面提升生态林业民生林业发展水平，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