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孩子的“梦工厂”——内地西藏班30年筑梦记
原标题：藏族孩子的“梦工厂”——内地西藏班30年筑梦记
新华网北京５月２５日电（记者程露、张京品、唐召明）３０这个数字对益西旦增一家意义非凡。３０年前，大哥考上第一届内地西藏班。随后，二哥、姐姐、他和弟弟也相继离开偏远的西藏村庄，赴内地求学。
３０年后，益西旦增全家已从日喀则市白朗县搬到了首府拉萨。少小离家的孩子一个个回到雪域高原：大哥从事金融工作，二哥成了高级工程师，姐姐当了医生，弟弟在自治区设计院做设计师，益西旦增也从美国留学回来做了大学老师。
“我们全家都是内地西藏班的受益者。”３４岁的益西旦增说。
１９８４年，国家为加大西藏各类人才培养力度，决定在北京等城市筹建３所西藏学校，在上海等１６个省市分别选出条件较好的一至两所中学举办西藏班。
这些班级和学校被喻为西藏孩子的“梦工厂”。１９８５年，以藏族为主的首批西藏学生赴内地踏上追梦路。
据西藏自治区教育厅统计，３０年来，内地西藏班（校）为西藏培养输送中专以上急需人才３．２万余人，近半数为大学毕业生。目前，北京、上海、广东等２１个省市的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开办有１３０多个内地西藏班和内地中职班，共有在校生１．８万多人。
走出雪域高原
益西旦增的父亲１９７８年到过内地，这让他看到，教育是脱贫的唯一出路。
然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知道教育改变命运的藏族家长并不多。人们对内地知之甚少。年轻劳动力在广袤的农牧区十分重要，所以当地孩子多数会留在家里放牧，或学门手艺，或外出打工。
４１岁的次平是西藏自治区人大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出生在日喀则市拉孜县一个小村庄的次平说：“如果没有内地西藏班，我可能还在放羊。”
在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受教育是僧人、贵族和官员子弟等少数人的专利。而像次平这样的农奴的孩子，是没有求学机会的。
次平９岁时父亲去世，哥哥是聋哑人，弟弟患有小儿麻痹症。家中除了姐姐，再没年轻劳动力。年幼的他要负责放养１５只羊，只能在农闲时到乡办小学读书。
贫困未能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到内地读书的藏族朋友寄回的书信和照片，为次平打开了一个新世界。１９８７年夏天，他瞒着家人参加了西藏班的招生考试。
想去内地上学，要通过藏语文、汉语文和数学考试。次平考了全县第一名，被首次招生的北京西藏中学录取。
在西藏，接受义务教育的农牧民子女从１９８４年起，享受包吃、包住、包学习的“三包”政策。国家为内地班（校）就读的藏族学生也免除了学费和食宿费。因此，上学并非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次平是村里１００多户人家里第一个可以到北京读书的孩子。面对这份荣耀，他的母亲最终点头，嘱咐他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出发那天，村里人拿出青稞酒，献上哈达给他送行。
就这样，他生平第一次来到贡嘎机场，先坐飞机到四川成都，再坐两天两夜的火车，终于到了北京。
外面的世界有太多惊奇。毕业于上海回民中学西藏班的仁增西绕还记得，飞机上发鸡蛋，他一口咬下去，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咸蛋。
第一次坐飞机和火车、第一次吃咸蛋和冰激凌、第一次离开阿爸阿妈……３０年来，包括次平、仁增西绕在内的６万名西藏孩子，带着梦想，奔赴远方的教室。
远方的教室
在车水马龙、楼宇林立的首都北京，几座红白相称、宛如小布达拉宫的藏式建筑特别醒目，这就是西藏孩子向往的北京西藏中学。
在次平考上西藏中学７年后，益西旦增也来到了这里，度过了１年预科和６年中学生活。
柏油马路纵横交错、高楼大厦霓虹闪烁。现代城市的生活，让雪域高原来的孩子们受到很大冲击。“那时，西藏很多村庄还在点酥油灯。我的老家直到２０１０年才彻底告别缺电。”次平说。
从家乡到内地，十二三岁的孩子们要适应的不仅是醉氧，还有气候、饮食和风俗习惯。在北京西藏中学工作２０多年的副校长张梅说，因为语言和文化不同，孩子们还闹出过不少笑话。
一次，老师让学生把门带上（关上），学生愣住了，误以为老师让他把门拆下来带走。还有的学生写作文夸老师“在运动场上跑得像狗一样快”。
更多的是温情与感动。每逢周末、年节，每位老师都会领上几名学生，要么去逛逛街，要么回家过节。
跟其他民族的同学相比，益西旦增和同学每周还要多上一门课：藏文。
益西旦增坦言，到内地上学后学藏语的精力会少一些，但只要自己用心是没问题的。他和很多西藏的孩子，后来都成了藏汉英三语使用者。
来自拉萨中学的阿旺旦增，现在北京西藏中学任藏语老师，讲授藏族传统、历史和诗歌。他认为藏族老师的职责就是让学生不忘自己民族的文字和语言。
渐渐地，内地西藏班受到越来越多藏族家长的欢迎。北京西藏中学的招生规模也从最初的每年１００名学生增至目前的２７０名。
“他们认为能到内地上学很光荣。”张梅说。她仍记得有一个毕业回西藏工作的藏族学生，她的牧民妈妈就有两个愿望：看看天安门、看看她的母校。
“快６０岁的人在学校的塑胶操场上跑了几步，特别满足，”张梅说，“教育不仅改变了这些孩子的个人命运，也改变了他们的家庭、西藏和这个国家。”
更好地回来
益西旦增在求学的路上越走越远，先是考上厦门大学英语系，后又赴美国堪萨斯大学深造。毕业后，他决定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内地西藏班的学生大学毕业后，绝大部分都会回到西藏。
次平回到西藏后，在艰苦地区的基层法院工作了近６年，经手的各类刑事、民事案件六七百件。
早期毕业生很多和他一样选择稳定的公务员岗位，但随着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成了医生、商人、作家和金融家。
２００７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仁增西绕在家乡开了一个藏式奶酪加工厂。一段时间里，西藏几乎所有西餐厅的奶酪都是他供应的。目前，他正与北京一家公司合作，准备做有机奶酪。
“西藏也可以有企业家，”他说。西藏是今年中国唯一未下调经济增长目标的省区，３８岁的仁增西绕对自己的生意前景很有信心。
在北京西藏中学读高一的旦增次珍，跟父亲旺堆是中学校友。旺堆现在是拉萨市城关区藏热小学的校长。与父亲不同的是，她想报考气象环保类专业，将来更好地保护家乡净土。
西藏在１９５１年和平解放前，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青壮年文盲率高达９５％。而最新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西藏在全国率先实现１５年免费教育，１５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８．１年。
数据令人鼓舞，但这场通过教育脱贫的长跑还远未结束。偏远农牧区的藏族孩子需要更好的老师、更明亮的教室和更多开拓眼界的机会。
目前，西藏仍在努力提高区内老师的教学水平，内地学校也选派优秀的管理团队和教师到西藏，让更多藏族孩子在家门口便可享受与内地学生同等的教育资源。
在西藏大学教英文的益西旦增，正带着学生做藏汉英语言及文化对比研究。他常对学生讲起自己的见闻，希望他们通过学习语言和文化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
如果有机会，他还想像大哥那样写一本藏语书。
“越是去远方，越能清晰看到故乡，越会感到你对它的感情，归心也越强烈，”益西旦增说，“走得更远，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