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佛教

　 第一章佛教传入及活动

　　佛教于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唐代传入贵州。有禅宗(临济宗和曹洞宗)、净土宗、密宗、法相宗以及天台宗、华严宗等派别。2000年，依法登记的寺庙297座，信徒21.98万人。信徒遍布全省，遵义、贵阳、安顺较多。

第一节唐代贵州佛教

　　唐代中期，中央王朝因抗击南诏，朝廷招募一批北方大姓入黔定居。这些外籍移民多来自佛教繁盛之地，有的信仰佛教，入黔定居后兴建寺庙。唐武后垂拱元年(685年)，牛腾被贬任牂牁建安丞，谪居贵州3年，建寺庙数座。

　　唐代，南诏兴起，其疆域曾包括今黔北、黔西、黔西南的部分地区。南诏佛教(以密教为主)对盘州隶属的盘水县、耒南县、附唐县(今盘县、普安、晴隆及兴义市)的“僰人”(今白族)有一定影响。

　　唐代，黔北和黔东地区已建有：遵义大悲阁，绥阳金山寺、卧龙山寺，桐梓金锭山寺、兴旺寺、玄凤寺、三座寺，习水景福寺，仁怀永安寺，正安大成寺、蟠龙寺，沿河福常寺，万山弥勒寺，岑巩螯山寺，黄平宝相寺，印江大圣登铁瓦寺等。桐梓金锭山寺，位于今县城南15公里洞子河岸，约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年) 前，寺内有唐贞观中铸铁磬(清同治年间遗失)。金锭山寺是贵州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一座寺庙。桐梓兴旺寺，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后，原为城隍庙，迁白鹭垭称灵通寺。桐梓三座寺，在桐梓元田文笔山上，由长寿寺(又名古遵殿)、青都观、瓦庙子三座庙宇组成。其中长寿寺始建于唐乾符三年至天复年间(876～903年)，寺由东皇殿、三尊殿、观音殿组成。仁怀景福寺，位于今土城镇赤水河东岸，始建于唐景福年间(892～893年)。仁怀永安寺，位于今云安乡，建于唐初，明万历二年～三十九年(1574～1611年)扩建。正安蟠龙寺(又名蟠溪寺)，在今蟠溪乡境内。正安大成寺，在今正安城北25公里，唐乾符年间(874～879年)，南诏陷播州时已建。沿河福常寺(永佛寺)，在今县城北5公里，到民国时寺内尚存有唐代铜佛、罗汉、钟磬等。

　　唐代贵州僧人有通慧、海通、义舟和普达等。通慧在黔东创建了鳌山寺，又以医术名闻京城，奉诏治愈唐玄宗的病。玄宗赐金帛未收，玄宗又赐马供其乘骑还山。海通系贵州人，生活于唐玄宗时期(712～756年)，他住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合处的凌云山上寺中，见江流汇聚山麓，每至夏汛期，常常倾覆过往船只，造成惨剧，决心开凿弥勒大佛像，以镇煞水势，永镇风涛。经过18年施工，至开元十八年(730年)完成头部、胸部。海通去世后，四川节度使仇兼琼、韦皋继续开凿，至贞元十九年(803年)完成，历时90年。大佛通高71米，肩宽28米，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义舟与中唐人刘禹锡有交往，刘禹锡在《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中赞扬了义舟博学多才和方外之风，义舟以其对黔中山川风俗之熟悉，且又有较高的佛学造诣，赢得了刘禹锡的敬佩。

第二节宋代贵州佛教

　　宋熙宁五年(1072年)，辰州(在今湖南)人张翘与李资献书朝廷，言“辰州之南江乃古锦州(今铜仁地区)，地接施、黔、牂牁，世为蛮人向氏、舒氏、田氏所据，地产朱砂、水银、金布、黄蜡，良田数千万顷”。朝廷即派章惇察访荆南北路，经办五溪(南江)事，章惇至辰州，令李资、张竑、明夷中以及王雱所荐之越州僧人愿成等10余人随同前往。

　　宋代，贵州的土官土酋热衷崇佛兴寺，佛教影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贵州腹地开始建寺。宋天禧四年(1020年)，知古州(治在今榕江)剌史向光普营建僧斋，以祝圣寿。黔东北思州(治在今思南)土酋田元猛事佛。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思州田祐恭奏状乞于黔州建寺院，以安僧众，敕赐建集福院。南宋开禧三年(1207年)，普宁州土酋孟氏被苗酋杂克率部追杀于牂牁江(今北盘江)，因杭州雷峰寺游方僧慧光、慧明相救得归，遂于清凉洞中建佛殿。南宋初期，播州土官杨氏第11世杨选兴修寺宇，移铜佛于观音院，聚僧招徒，礼佛传法。南宋嘉泰至宝庆年间(1201～1227年)，第13世土官杨粲同时崇奉佛道儒三教，修建寺庙、道观多处，创立普济庵于湘江之畔。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14世杨价亲自选址在播州(治今红花岗区)城西碧云峰下兴建“大报天正一宫”，其中塑有释迦佛像。杨价临死前大饭群僧，趺坐诵佛书数语而终。

　　宋代寺庙有红花岗区万寿寺、福源山寺、桃溪寺，遵义县金山寺、普济庵，习水罗汉寺，桐梓崇恩寺、鼎山寺，务川铜山寺，正安善缘寺、高峰庙;黔东印江西岩寺，沿河集福院、中胜院，思南城子寺，黄平宝珠寺、岑巩回龙寺等。其中，红花岗区万寿寺，在遵义龙山上，宋嘉定初(1208年)建，明洪武末重修，称龙山寺。桐梓崇恩寺，又名青莲院，宋元祐八年(1093年)乡人赵高峰(曾任长沙太守)兴建，聘从白为住持。印江西岩寺(又名西崖寺)在县城2.5公里甲山寨，始建于宋乾德三年(965年)，明嘉靖年间重建。

第三节元代贵州佛教

　　元代指空在黔西北传播佛教。指空系元代来华的印度僧人，梵名提纳薄陀，法号苏那的沙野，古鳊摩揭陀国王子。延祐二年至七年(1315～1320年)继蜀僧朝宗之后，扩建武定城西狮山正续寺。其后抵昆明，去大理，至金齿宣抚司，再入滇东黔西北乌撒乌蒙部落，大约在至治末年(1323年)复至中庆路(今昆明)，经滇东北至黔中，经过镇远入湖南而至中原。乌撒乌蒙，为彝族乌撒部领地(在今威宁县境)。当地土司及民众礼指空为师，建庙塑像礼供。

　　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商人彭如玉入黔，在贵阳建普安堂(后称大兴寺)，传“普庵祖师释氏法教”，贵州僧真贤嗣其法。

　　元代，兴建的佛寺有贵阳大兴寺，开阳高峰寺、云泉寺、圆兴寺，福泉月山寺，红花岗区大德护国寺(湘山寺)、集贞观，正安普明寺、华严阁，绥阳蒲象庵(回龙寺)、长磏寺(长嵌寺)，道真普照寺，仁怀观音阁，凤冈崇佛寺、仙山寺，安顺圆通寺，福泉月山寺、瓮安五云寺，铜仁正觉寺等。湘山寺，位于红花岗区湘江左岸的湘山之巅，建于大德年间(1297～1307)，名护国寺，至明代因山而名湘山寺。圆通寺，位于今安顺市南法院路西秀山脚，寺后佛塔建于元泰定二年(1325)，佛塔所刻佛像众多，工艺精湛。建庙时间应早于此时。元代，黔北黔东地区还出现了金鼎山、中华山等佛教名山。金鼎山，位于红花岗区金鼎镇，因山分九支，如九龙环拱，又名九龙山。元时，播州杨氏土官在山地建有避暑行宫，在近山巅金桶处修建金桶寺。中华山，位于今万山特区敖寨侗族乡金家场村，原名和尚岩，元代建草庵供佛像。明洪武初年，在前山建正殿、玉皇阁、金顶，后山建副殿。

第四节明代贵州佛教

　　永乐十一年(1413)，设贵州布政使司。朝廷采取土流并治政策，贵州遍设卫所，推行军屯、民屯、商屯。大量移民进入贵州，信仰佛教的移民在居地建佛教寺庙，为僧人入境提供了条件。同时交通改善，湘黔、滇黔、川黔、黔桂4条驿道交汇贵州中部，有利于佛教传播。此间，密教神僧传法黔中。

　　明万历以前僧人所建寺众多，著名者有：贵阳东山三省寺(又名法昙寺)、息烽凤池寺，遵义桃溪寺、瓦厂寺(旧名复兴禅寺)，安顺东林寺，平坝天台山伍龙寺，普定玉真山寺，长顺白云山寺，贵定阳宝山莲花山寺和飞凤寺，黄平月潭寺，安龙玉泉寺(俗称大佛寺)、普安松岿寺等。后又有丹霞山护国寺(明天启年间建)，普济重建金鼎山佛殿(明崇祯年间建)。

　　士民私人建了遵义禹门寺(沙滩寺)、黄钟寺、普济庵，息烽慈心寺，修文水口寺，松桃回龙寺，思南观音寺，湄潭永兴寺等寺庙。贵州多为喀斯特地貌，石岩洞穴众多，僧徒士民以洞穴改建的寺庙遍布黔中，其中著名的有安顺石佛洞，兴义大佛洞，施秉华严洞，贵定牟珠洞，镇宁双明洞等数十处。

　　贵州地方土官、流官多兴建佛寺、崇奉佛教。仅贵阳、安顺、遵义、黎平、都匀、石阡、镇远、平越(今福泉)、思南、铜仁10个府，由各府主要官员出面兴建的寺庙就有52座。洪武年间(1368～1398年)征南将军傅友德、右副将军沐英建安顺石佛寺，指挥黄镛建都匀观音寺，总兵周骥建黎平观音寺，副使赵之屏建福泉三教寺;正统年间(1436～1449年)武略将军王仲骧建毕节惠泉寺;天顺年间(1457～1464年)指挥王聚建凯里清平圣寿寺;成化年间(1465～1487年)贵州按察司副使吴立建观音寺，镇守太监郑忠建贵阳永祥寺;嘉靖年间(1522～1565年)安抚使宋廷章建瓮安回龙寺;万历年间(1473～1619年)贵州巡抚郭子章建施秉华严寺，兵备道傅光宅建遵义海朝寺，郡守江大鲲建石阡迎恩寺;平越(今福泉)人葛镜，万历十四年(1586年)辞官回乡，在杨义司大坡险隘处修建兴佛阁，赴云南购回铜钟赠给月山寺，迎弥勒佛1尊供于兴佛阁内。明崇祯末年南明贵州总兵罗联芳(皮熊)捐银修铜佛寺莲台，建殿六楹，由王氏(尼)住持，并分颁给王氏保护令牌两张。

　　地方官员还向帝王、太后请赐黔中寺名，并兴建皇家寺院。贵阳大兴寺，原名大庆寺，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贵州都指挥顾成请蜀王改赐为“大兴国寺”;兴仁护国寺，为永乐年间云贵总督金琼出资兴建，明成祖敕封寺名;毕节普慧寺，原名福泉寺，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赐寺名;赤水市普丰寺，正统间英宗赐寺名;贵阳永祥寺，原名潮音寺，古名观音堂，镇守贵州太监郑忠于成化四至十年(1468～1474年)重修扩建，由他上书恳请明宪宗赐额，名“永祥寺”，并赐玺书护持。

　　明初，中央朝廷建立僧官制度。贵州宣慰司、乌撒军民府、播州宣慰司、毕节卫及安顺、思南、黎平、铜仁等府也设立僧纲司。明代贵州的僧纲司驻寺有贵阳大兴寺、安顺圆通寺、遵义大士阁、务川东泉寺、乌撒(今威宁)能仁寺、毕节慈慧寺等。僧纲司设僧官衙门，僧官有“辅佐王道，化导边民”之责，负责处理境内建寺、度僧、诵经、勤惰、僧籍、戒律、僧事纠纷，以及举办各种祝祈法会等。贵州僧纲司设于贵阳大兴寺，该寺遂成为贵州佛教的中心，朝廷对该寺僧官宠遇有加，永乐八年(1410年)寺僧慧智赴京受职，得赐《洪武南藏》1部归寺。万历三十年(1602年)寺僧法印赴京，受慈圣太后召见，太后又赐寺名“大兴慈圣禅林”，并赐《永乐北藏》1部和紫衣、金佛、玉瓶等物。

　　此间，密教传入贵州，与贵州本土原始宗教有相通处，为民众所接受，有一定影响。密教僧人多重术数而轻法理，迎合世俗的需要，祈福禳灾。贵州文化落后，巫风盛行，故密教一传入贵州，便很快为黔地的官僧士民普遍接受，迅速传播。当时黔中名僧有白云、寂明、自然、月溪、洒洒、愿如、祖复、性良、广能等。

第五节清代贵州佛教

　　清初，移驻安龙的南明永历帝大势已去，许多追随永历帝的官员和士大夫削发为僧。知名者有右佥都御史钱邦芑(大错)，河南道御史陈起相(大友)，兵、礼二部尚书郑逢元(天问)，黄冈知县黎怀智(策眉)，东阁大学士兼兵、礼二部尚书程源(天目)，总兵孟本淳(葛天)，礼部郎中郑之珖 ，贵州提督、定番伯皮熊(又名罗联芳)，兵部员外郎陈祥士(希声)，锦衣指挥黄某(眼石)，屯田副使谢国楩(世空)，麻哈知州谈亮，儒生朱文(大傲)等。他们原有的地位、影响及学识，成为推进佛教发展的因素。

　　清初，中原、西蜀僧敏树、燕居、余山、海云、语嵩、禄藜、赤松、铁梅、梅溪、三能、行之、慧月、钝峰、嵩目、语圣、语贤、语林、古源、蓝田、卓庵、佛会、完真、祖融、古雪、云峰等进入贵州，创建寺院，传播佛教。

　　佛教人士架桥铺路，引泉开渠，植树造林，救死扶伤，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清初自然住高峰山时，在寺庙周围植柏树千余株。顺治十四年(1657年)碧云往来阡城(今石阡)乡中，以黄金济贫者。清康熙年间僧人文远(法名圆定)，造都匀头塘石桥。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照彻由江苏、浙江云游至遵义，出资并募捐修复城东门外湘江桥，此桥因名吴公桥。康熙末年心宗云游至平州(治在今平塘县平湖镇)，见城外4公里处的龙洞有泉水，乃开沟引水，经数载终将洞水引到坝上，使两坝千余亩田土尽得灌溉之利。道光年间，兴义天榜山寺僧庆如，修整天榜山石路百余丈。

　　清初贵州佛教僧人著述较多，有语录、灯录、疏论等。《语录》有《丈雪语录》、《敏树语录》、《语嵩语录》、《赤松语录》、《梅溪语录》等40余种;灯录有丈雪《锦江禅灯》，如纯《黔南会灯录》;著述有如登《转识论》、两生《楞严经解》、燕居《楞严总论注》、大错(钱邦芑)《鸡足山志》、大友(陈启相)《摩诘诗评》等。僧人善画能诗者亦不少。丈雪、两生、语嵩均工书法;大错善书画，尤精草书和隶书;世空的小楷精绝;休休能诗善画。僧人传世诗作有丈雪《青松集》，大错《梅花诗百首》，大冶《方外集》，月茎《一庵诗集》等;

　　清中叶以后，贵州佛教受到儒、道两家思想及当地民间信仰影响，贵州境内出现了佛神合祀一庙，佛道儒巫并存一山现象。僧道果，俗姓陈，湖南人，住持镇宁城内列峰寺，精习堪舆、相术，受民众推崇。峨眉山九老洞僧源章，主持大定回龙阁，他通医卜星相，有请必往。此外，僧人趋于功利，损害佛门声誉的事时有发生。

　　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贵州战事不断，许多佛教寺庙毁于战火。道光时，贵阳有寺庙有200余座，遵义有300余座，息烽有100余座，咸同后均所剩无几。黔东梵净山数十座寺庙被毁。

　　“庙产兴学”使佛教受到一定破坏。庙产兴学是指提取寺庙财产兴办义学。具体办法有：将寺庙财产分成两分或三分，以1/2或2/3入书院，剩余部分为寺庙所有;或将所谓不法寺僧驱逐出庙，将庙产全部充公，以作办学经费。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贵州巡抚卫既齐建义学于贵阳永祥寺中，为贵州庙产兴学之始。据统计，仅光绪二十七年到宣统三年(1901～1911年)的11年中，贵州所办636所各类新式学堂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庙产或占据寺庙兴办的。遵义一县，被提产的寺庙就达348座，年收银1671两。一些地方官吏还与土豪劣绅勾结，拷打僧尼，抢夺寺产、霸占寺庙。

　　一些寺院自愿捐产或直接兴办学堂，获得成效。光绪年间遵义城南瓦厂寺(旧名复兴寺)道友在寺院收邻村子弟读书，继之在寺中开办龙坪乡义学。后郡人在圆通寺创设学馆时，道友又捐助银以作修馆经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遵义知府袁玉锡以庙产兴办新学堂，创办师范、蚕桑等学校，并开办“百艺工厂”， 遵义湘山寺住持法云乃创办庙捐，予以资助(后人称作“法云基金”)，并在“百艺工厂”内创办“贫儿学堂”。

第六节民国贵州佛教

　　一、成立佛教会

　　民国元年(1912年)4月，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成立，贵州等22个省成立分会。民国18年(1929年)圆瑛、太虚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佛教总会，同时在各省设立分会，贵州中华佛教会贵州分会改称中国佛教会贵州分会。民国年间，中华佛教总会贵州分会、中国佛教会贵州分会产生过九届佛教会。第一届，民国3年(1914年);第二届，民国19年(1930年);第三届，民国20年(1931年);第四届(时间不详);第五届，民国24年(1935年);第六届，民国30年(1941年);第七届，民国30年(1941年)，第八届，民国32年(1943年);第九届，民国36年(1947年)，本届佛教会更名为“贵州省佛教整顿委员会”)。第一届会长了尘、第二届会长觉崇，第三届到第九届理事长平刚。该会坚持“团结全省佛教徒，整理教规，维护教权，宏扬教义，福利社会”的宗旨，开展整理与施行教规，宣传教务，创办佛教教育，提倡生产劳作，整理与保持寺庙财产，指导佛教寺庙保存法物及名胜古迹，举办公益慈善事业，协助政府办理寺庙人口财产法物的登记统计等工作。为适应时代的变化，民国18年(1929年)10月，该会进行改组，设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更会长制为委员制。民国26年(1937年)，又改委员制为理、监事制，设理、监事会。历届省佛教会都曾议定了一些有关事项，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政府的要求。第五届佛教会根据国民政府《监督寺庙条令》(1929年颁布)第十条的内容，制定了“实施大纲”。其中就包括举办慈善事业，普及平民教育;设立佛学研究机构;整顿教规等事项。第六届佛教会提出根据抗战非常时期之需要，积极响应抗日号召，举办护国息灾法会，兴办僧伽抗日训练班，开展救济、募捐和慰劳活动等。第七届佛教会则制定了《贵州佛教会章程》7章32条。抗日战争时期，贵州佛教会响应中国佛教会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工作。民国28年(1939年)5月20日在贵阳觉圆、弘福寺举行“护国佑民息灾超度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法会”，由尘空、仁参分别主持，向参会信徒、民众宣讲《仁王般若经》，宣传国基巩固、正法方能有所依托之道理。民国32年(1943年)，贵州佛教会根据国民政府的有关训令，举办了3期僧尼训练班。第一期训练贵阳高龄僧(尼);第二期调训各县佛教会理事以上人员;第三期训练各大小寺庙住持。训练内容包括精神训练、时事报告、军事医护常识及佛学等，先后训练280余人。贵阳佛教界还组织了抗日僧侣救国会，由昌明负责。抗日僧侣救国会组织贵阳佛教界人士追悼前方阵亡将士，向教徒及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向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赠送各种慰问品。省内已成立佛教会的县，安省佛教会的指令，成立抗日救国会，有的还举办僧尼救护班。太虚途经贵阳时，应邀在省民众教育馆作了题为“佛教与抗战”的演讲。

　　全省有30余县有佛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