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发力生态文明建设

21.09.2016  22:15

日前,贵州省获批建设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这是国家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加强。近年来贵州省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多措并举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生态文明建设探新路、作示范,持续释放“生态红利”,促进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和谐,百姓富和生态美的共生。

多轮驱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位于长江、珠江上游的贵州省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长期以来,国家十分重视贵州的生态建设。2014年,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批复《贵州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首批选择生态基础较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福建省、江西省和贵州省作为试验区。

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说,贵州省把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作为走新路的核心内容。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GDP一时增长的邪路,也不走捧着金饭碗过穷日子的穷路,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百姓富、生态美的新路。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调研了解到,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贵州省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着眼于“管当下”与“利长远”相结合,呈现出多轮驱动特点——

自上而下“推动”,自下而上“主动”。

贵州省环保厅厅长熊德威介绍说,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呈现“高、快、实”特点。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部署,提出不仅要建设好贵州的生态文明,还要为国家探索新路。近5年来,贵州仅在环保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就超过500亿元。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积极发挥主动性。其中,仁怀市探索生态恢复补偿措施,与600多家企业签订协议,每核算一吨COD(化学需氧量,工业废水指标),企业需到赤水河上游坡地种植1亩经果林。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主任刘晓静认为,近年来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层次之高、力度之强前所未有,逐步实现从宏观到微观,从指导层面到实际操作层面的转变”。

抓住“关键少数”,突出生态导向。

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干部是关键。贵州省着力给领导干部戴上“紧箍咒”,装上“加速器”,2015年,贵州省取消对部分贫困县的GDP考核,但增加了石漠化面积减少程度和森林覆盖率等“生态考核”指标权重。在全国率先探索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施行政问责22人。在八大流域推行环境保护“河长制”,将流域水环境保护工作作为政绩考核重要内容。

仁怀市市长梁铮是赤水河仁怀段的“河长”。他说,“河长制”能有效调动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的执政能力。目前仁怀市市、乡、村三级“河长制”管理覆盖辖区76条河流、溪沟,其水质均得到明显改善。

保护与发展协调,群众共享“生态红利”。

生态环境好起来,生活水平不能降下去,贵州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不断采取措施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

毕节市黔西县金碧镇杨家店村村民陈国富参加了林业合作社。家里退耕还林种的3亩皂角树,去年采摘了38公斤皂刺。合作社以每公斤120元价格收购,仅这一项家里就收入4560元。毕节市林业局林权制度改革办公室主任聂祥军说,支持发展林业合作社等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林权制度改革,“盘活了农民手中林业资源,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受益。

激发生态活力

记者调研了解到,针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难点”和“痛点”,贵州省制定并实施了一揽子先行先试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举措,催生了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多元共治新格局的形成。

地处中国“美酒河”赤水河流域的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五马镇,曾经以蓬勃发展的造纸业繁荣一时。最多的时候,赤水河仁怀段最大支流五马河沿岸林立的造纸企业和手工作坊达到200多家。

经济发展的同时,五马镇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工业污水横流,直接影响下游的生态安全,中国著名白酒品牌茅台的酿造环境受到威胁。为了保护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五马镇被列为生态保护区,取缔了造纸厂和手工作坊,严格控制工业的发展,同时退耕还林、还竹,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仁怀市环保局局长苏杰告诉记者,生态修复、严控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财政和老百姓收入。但在生态产业的发展上,上级政府对五马镇给予了政策和资金倾斜,一大批农旅一体项目上马,生态型可持续发展道路逐渐成形。同时,茅台集团还出资补偿取缔企业和作坊,并注资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基金。

五马镇是贵州省开展生态补偿的一个缩影。2009年以来,贵州省着力实施流域水污染防治生态补偿机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先后在清水江、红枫湖、赤水河、乌江等流域实施了生态补偿。截止到2015年年底,补偿资金达到2.5亿元,有效调动了地方政府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的积极性。

不仅如此,司法力量也正在强力介入贵州的生态环保领域。仁怀市环保局法规科科长刘宁锐介绍说,仁怀是全国重要的白酒产区,前几年白酒市场行情较好时,有的企业排污肆无忌惮。环保局曾对一家企业罚款5万元,“第二天老板笑嘻嘻地抱着5万元来把罚款交了,回去继续排污。”刘宁锐认为,传统的环保行政执法手段措施单一,多为罚款,而且处罚额度低,上有封顶;处罚执行难,缺乏强制手段。

环境执法怎样才能有力、有效,避免违法“耐药性”产生?贵州对此进行了积极探索。目前,贵州已在省级层面率先成立公、检、法、司配套的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专门机构,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职能集约、功能完善、衔接紧密、运转高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体系。

与仁怀市毗邻的毕节市金沙县环保局曾遭遇全国首起行政公益诉讼案,因怠于处理污染企业被检察院告上法庭。尽管官司已过去一年多,但在当地仍产生持续影响。环保局局长秦蓁说:“检察院把我们推上被告席,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案件警示我们要更加严格履行环保职责。

2014年以来,贵州省陆续推出7项改革任务和8大制度建设,涵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多方面。如今在贵州,从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到探索污染物排放许可;从乌江、赤水河等主要流域,到乌蒙山区、武陵山区等重点生态功能区;从生态扶贫,到地方考核、干部审计……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多层次、宽领域推开。

借生态优势做“山水文章

贵州省环保厅统计数据显示,当前贵州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并呈稳定改善态势,森林覆盖率达50%,地表水监测断面中89.4%达到Ⅲ类及以上水质标准,88个县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99.7%。

近年来,贵州围绕山、水、林、气候等独特生态优势,大力发展大旅游、大健康以及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等生态产业,“十二五”期间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27%。进入“十三五”,贵州省旅游业迎来了加速发展的黄金期,仅今年上半年接待国内外游客就达2.57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241.35亿元,均创历史新高。昔日“穷山恶水”的景象开始淡出视野,农业转型发展的新业态,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山区农民打开新的致富门。

走进遵义县枫香镇花茂村现代高效农业园区,一排排巨大的标准智能化大棚十分显眼。在梵净山脚下江口县的一家冷水鱼繁育养殖公司,记者看到,山洞中一股清泉顺流直下注入蓄水池。江口县副县长杨毅告诉记者,依托梵净山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江口县将做大做强大鲵、鲟鱼、三文鱼等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到2020年,特色水产品年产量争取达到5000吨。

生态资源化,产业特色化,农旅一体化,贵州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并成为推进脱贫攻坚的强劲动能。

贵州省还将大健康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重要增长极进行打造。其中,中药产业已经成为扶贫产业、生态产业和朝阳产业,到2015年,中药材种植覆盖农户达到163.22万人,其中贫困人口65.53万人,种植区农户年人均收入达到4614元。不但促进了农民增收,而且改善了生态环境,走出了一条百姓富与生态美有机统一的产业发展新路。

此外,贵州省还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发展,创建了20个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点,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超过500亿元,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70万千瓦。“十二五”时期,贵州省累计淘汰落后产能3080万吨,提前2年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1450万吨目标任务。

改革亟须协同推进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贵州省环保厅了解到,随着全省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农村环境污染成为大生态中的“短板”。同时,生态体制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一些改革措施遇到瓶颈性障碍。

熊德威告诉记者,贵州农村环境设施严重缺乏,全省目前仅开展了5%的村环境治理,另外95%的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基本空白。资金困难成为农村污染治理的瓶颈问题,他建议整合中央扶贫资金,以及省财政、住建、农委和环保等资金加大环保设施建设力度。

在推进生态体制改革方面,“牵一发动全身”,改革环环相扣促使各部门要协调推进。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为例,这是显示自然资源“家底”的基础性工作。赤水市委书记况顺航认为,由于目前没有出台具体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地方难以编制适度开发建设、资源承载能力评估的生态建设规划。

聂祥军、毕节市审计局副局长李明祥、仁怀市环保局局长苏杰等基层干部认为,当前应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突破改革“各自为战”局面,土地、水利、森林、矿产、审计、统计、环保等部门协同推进,形成改革合力。

同时,加快推进基础性改革工作。尽快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加快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步伐。拓宽生态补偿渠道,将受益企业更多纳入补偿主体,适时开展跨省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