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土司遗址获世界田野考古发现奖

继荣膺两大全国考古新发现之后

贵州土司遗址获世界田野考古发现奖 

土司遗址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南多民族地区独特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这一管理智慧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对国家的长期统一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巨大作用,并在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

12月14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公布的10项世界田野考古发现奖中,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申报项目“中国西南土司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帝国扩张及其与边疆的动态关系”荣获了该项殊荣。

据悉,世界考古论坛定期评选和发布世界范围内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此次论坛成员由来自世界各地考古学及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近200名专家构成。

作为联合申报的成员之一,贵州土司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其考古发现对中国西南土司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具有重要贡献。2012年4月至今,对海龙囤遗址进行发掘,较为全面地揭示出“新王宫”和城垣、道路、关隘等的整体面貌。

“在贵州省推进土司遗址系列考古工作推进过程中,以地层学、类型学为基础,并贯穿聚落考古学理念,以摸清遗存的先后及共时关系,全面认知土司遗址的文化形态与交流以及土司社会的组织结构、经济模式、宗教信仰等。”代表三省作汇报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研究员介绍说。

贵州系列土司遗址考古发掘运用三维激光扫描、高光谱扫描、激光雷达、航拍航测、全站仪、X光探测、浮选等多种先进技术手段。所发现文物基于土司遗址系晚期社会历史遗存,有大量的文献支撑和文化传承,同时与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结合。

参与论坛的专家认为,土司遗址的发掘从考古学的角度深化中国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引出考古学界新的学术关注点,是对土司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一次探索,拓展了考古研究的领域,推动了土司考古的发展；对土司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有效探索。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着力推动播州杨氏土司遗存,以及西南地区宋元明时期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田野项目中的遵义海龙囤遗址、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高坪土司墓地、团溪土司墓地田野考古项目均取得重大突破。其中,遵义海龙囤遗址、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考古发现,分别荣获2012年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201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外,为推动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贵州遵义海龙囤三处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以海龙囤为代表的播州土司遗存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及老司城遗址、唐崖土司遗址、遵义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高坪土司墓地、团溪土司墓地田野考古项目等考古发掘工作,将工作大幅度向前推进。

中国土司遗存考古主要针对墓葬展开,至今已走过60多年的历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针对播州土司遗存的考古学探索,始于上世纪50年代。自1953年发现播州杨氏土司13世杨粲墓,1957年实施发掘,随后又发现了高坪、新蒲、团溪等杨氏土司墓地,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进行系统调查。目前已发现与播州杨氏土司相关的遗存100余处,包括杨氏领播早晚两期司治白锦堡、穆家川遗址,以海龙囤为核心的军事防御网络体系的关囤遗址,反映其经济模式的田庄堰塘遗址,遗迹已清理发掘并确认的杨氏土司墓葬9座。

通过系列田野考古,我省摸清了土司遗存以司治、关囤、墓葬、田庄遗址为主体共存的格局,具备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是13至20世纪中国西南部多民族、山地文化多样性、独特性的体现,揭示出土司制度的社会组织结构、军事理念、文化面貌、经济制度的独有特征。

以海龙囤、老司城、唐崖土司遗址为代表的中轴线对称分布的中央官式建筑,规模宏大,格局完整,遗物丰富,在历史时段、地理环境、族群属性、行政级别、功能构成、聚落形态、建筑风格等方面,具备和中原文化的共性特征,体现了土司在意识形态上的国家认同,在一定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统一。（王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