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基督教

第一章基督教传入及活动

　　基督教亦称新教或耶稣教。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传入中国，光绪三年(1877年)传入贵州。有内地会、循道公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女执事会、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等19个派别。各派差会在黔传教期间，曾兴办学校、报刊、医院等教育、医疗及慈善事业。2000年有信徒23万人，教职人员685人，开放教堂532座。

第一节清末基督教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道光皇帝下令对天主教准开教禁后，基督教各差会亦享受同等权利。光绪三年(1877年)中华内地会派遣传教士祝名扬、巴子成等由武汉出发，先入湖南，后经湘西入黔，得在清军中服务的麦士尼将军的帮助，在贵阳开展传教工作。不久，祝名扬出游，巴子成留筑。后英人吉德(女)和麦卡悌(女)等，从湘西搭乘木船溯清水江而上，沿途传教，到达贵阳。清光绪五年(1879年)，内地又派遣加拿大人文藻夫妇和英人潘惠廉医师等，接替祝名扬。克拉克《贵州教会史》载，有传教士兰、花国香夫妇(1880年)、克拉克夫妇(1889年)、安德烈夫妇(1888年离开)、潘博士夫妇(1890年)、党居仁等先后来黔。

　　基督教传入贵州的最初10余年间，有内地会传教士19人，在贵阳、安顺、兴义、遵义、独山等城镇建立了教堂，并办义学、诊所、戒烟馆等，吸引群众入教。每逢场天和节假日传教士便四处讲道和散发福音传单。

　　清光绪九年(1883年)循道公会总会派索理仁至云南昭通传教，设西南教区办事处。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1月，该差会又派柏格理、邰慕廉(弗兰克·戴蒙德)到云南昆明、昭通、会泽等地传教。

　　内地会初到贵阳，先后在福德街(今富水南路中段)和仓后街(今富水南路南段)两处租赁民房，开设临时布道所，又租陈家祠堂(今飞山街)开设医院。清光绪十年(1884年)，内地会英籍传教士白德礼等人到安顺传教。光绪十三年(1887年)前后，内地会在车家巷(今富水北路慈善巷顶)购得麦士尼的住宅改建福音堂(后成为全省内地会福音堂的总堂)。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籍传教士党居仁、文藻和中国传道人员戴友盛夫妇，在安顺东街东街租一铺面作宣教场所，设座其中，挽人入听。同时，要安顺府知府瞿鸿锡和知县周炳文每周到教会一次。党居仁以其从英国带来的马灯、洋伞等为礼物，交结安顺名绅洪承惠，又以优厚待遇聘请安顺地方的饱学之士饶渔九、赵诚斋为“义学”男、女校老师。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内地会总会命令其在西南地区的传教士，要求他们尽快学会语言，开展在非汉人中的传教(即所谓“苗疆开荒”)。次年派出的传教士韦伯和苗族布道员潘寿山，选定清平县螃蟹(今凯里市旁海)猴场中寨(今划入黄平县)，建立苗族地区第一个传教点。为吸引苗族群众，韦伯一边替人治病，一边传道，吸引部分苗族群众参加晚礼拜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韦伯因病回国，澳大利亚籍传教士明鉴光接替传教活动。同年，该传教士与苗族布道员潘寿山为当地会党首领许五斤杀害。

　　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安顺教会有教徒28名。为了能到少数民族地区传教，党居仁开始学习苗语，并到周围苗族村寨巡回布道;在安顺开办苗民义务学校，选拔苗族杨庆安、杨锡光等人入学和入教，培养骨干;针对苗民多文盲的状况，利用放幻灯介绍基督降世、殉难和救赎人类等故事;开设“福音”医院、小学、“戒烟局”等吸引苗族群众入教。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党居仁在安顺柴家苑等地建立教堂和学校。同年，到织金珠藏熊家场传教，培养苗族李约翰、李摩西，因他们的引带，许多苗族群众去安顺听布道。同年秋，在织金白马洞建立教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批苗族群众受洗入教，周围250多个村寨的苗族(时称“花苗”、“水西苗”)群众来听布道。后在清镇么岩苗寨、安平(今平坝)谷茨苗寨等地建立教堂和小学。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苗族受洗群众20余人。此间，党居仁为威宁迁往郎岱县懒龙桥苗族猎人张雅各、张约翰、潘彼得通过官府索回被人抢走的猎物，为此，威宁县兴隆厂等地苗族群众翻山越岭到安顺听党居仁布道。一位来自葛布村(今属赫章县)的苗民受洗后回村组织教会，每逢主日有数百甚至千人从附近村寨前来参加礼拜。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党居仁在安顺知府、威宁知州陪同下，武装护卫到赫章葛布一带考察，通过地方官员迫使土目让出一块土地给教会建教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教堂建成，长32米、宽11.6米，能容纳千余人。教堂附设小学一所，党居仁派出汉、苗族毕业生充当传教士和教员。同年，党居仁再次到赫章葛布，带来幻灯机，放映耶稣故事幻灯片，前来观看的群众将教堂挤得水泄不通。最后为240名苗族教徒举行圣餐礼，为180人施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内地会传教士又进入彝族地区，成立赫章结构支堂。次年在威宁大松树、兴隆厂、鱼鳅湾和赫章水塘子等处建立教堂。

　　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十二日，有4个从威宁和水城来的苗族(时称“大花苗”)代表持党居仁的介绍信到云南昭通找到柏格理，请他传授教义。后一批批苗民相继前往，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至1000余人。大批苗民进城，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和敌视，一些教徒因此受到迫害。柏格理利用“传教特权”与威宁地方当局协调，迫使州衙出示布告：要求不得干涉苗族信教，凡骚扰苗民及传教士者，概严惩勿论。在州衙差役陪同下，柏格理特地拜访汉族团首和彝族土目，化解敌意，建立友好关系。彝族土目诺苏领主安荣之应允让其属下部民自愿加入基督教，还捐赠石门坎地盘给教会建教堂。柏格理以石门坎教堂为中心，走村串寨在苗区进行传教，选拔、培养汉族李司提反、夏士元等10余人，苗族有杨雅各、张约翰、朱彼得等20多人为布道员或教师，两三人一组，到黔西北、滇东北、川南一带传教。

　　宣统二年(1910年)，德国女执事会传教士包宽敬、巴宽爱、苏宽仁、韦宽良4人来华，在安顺内地会学习汉语。此后，又有立本责信义会(德国)和美国福音会等差会的传教士入黔传教。

第二节民国时期基督教

　　民国元年(1912年)，圣道公会以苗族教会成立“石川联区”，以彝族教会成立“四方井联区”;女执事会与内地会牧师文藻到大定县(今大方县)营盘街租用民房为宣道所，在东关、核桃坪等地发展教徒。在湘西的美国福音会(Evangelical Church)传教士白道启、柯茂林由沅陵出发，沿沅江入锦江到铜仁，在城关传教、行医，散发福音传单，并租民房进行聚会活动。民国2年(1913年)，内地会在安平(今平坝)建传教点。次年，柏格理派英国传教士王树德和苗族布道员王基徒、杨雅各到威信和川南苗族地区。民国10年(1921年)，威宁建立石门坎支堂和光华小学分校，并由此向川南珙县、高县、筠连的苗族地区发展，有苗族(时称“白苗”)1000余户、3000余人信教。同年，女执事会在大定县核桃湾购地28亩修建教堂，又为当地群众医病施药，信教者日众，聚会人数达1000余人。并与内地会立约划界：毕节与赫章交接处七星河以北为女执事区域(大定县城除外);七星河以南为内地会控制范围。民国16年(1917年)接办七星河以北的毕节内地会教会。后又在今锦屏县境王寨、钟灵、敦寨建立福音堂传教。次年，立本责信义会在三江建点。从清光绪三年～民国9年(1877～1920年)，进入贵州的外国传教士共45人(其中：福音会6人、圣道公会4人、内地会29人、女执事会4人、立本责信义会2人。75%为英国人，女性10人)。培养中国籍教牧人员121人(其中神职人员11人，男传道员94人，女传道员8人)。教会学校男教员79人，女教员3人;教会医院护士4人，职员207人，义工350人。全省教徒9446人(其中男5100人，女4346人)。

　　20年代后，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又有一批基督教教派、团体相继进入贵州，这些团体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926年进入贵州);宣道会(1930年进入贵州);圣公会、基督教青年会(1938年进入贵州);中华基督教会(1939年进入贵州);贵格会(亦称公谊会，约1940年进入贵州);中华传道会(1941年进入贵州);遵义卫道会、中国西南布道团、真耶稣教会、市西路基督教会、基督教聚会处(1947～1948年进入贵州)。外国传教士数增至65人(1941年)。到1949年，在贵州开展过传教活动的基督教宗派团体有22个(活动期短、影响较小者未计)。据1950年统计：中国籍教牧人员为513人，其中牧师23人，传道216人，长老、执事274人。教徒上万人的有威宁县，千人以上县有郎岱、水城、大方、纳雍、湄潭、安顺、清镇等地;5O0人以上县有普定、织金;100人以上县有毕节、都匀、惠水、平塘、遵义、黄平、沿河、镇远、水城等地;100人以下县有：玉屏、思南、贵定、龙里、独山、紫云、仁怀、台江、福泉、晴隆、息烽、绥阳、桐梓、石阡、金沙等地。

　　基督教的社会组织在城市大中学校内有：圣公会圣安德烈团契，少女团契;内地会培灵团契;遵道会教职员团契等;农村有：妇女布道队、农村布道队(遵道会创办)，联络乡村教会等。还不定期(或定期)举行夏令会、冬令会、奋兴会、培灵会等集会活动。

　　民国27年(1938年)9月，教会人士与地方教育界知名人物共同成立“贵阳非常时期学生救济委员会”，负责对战区来筑高中以上学生进行生活补助、介绍工作、发放特别津贴、安排住宿等，计救济学生600余人，发放救济金5000元;还在平越(今福泉)、湄潭、榕江等县和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广西大学设服务所，建学生公社，为学生提供课外活动场所。贵阳基督教联合会曾发动教徒参加为伤病员服务的“伤兵之友社”。民国29年(1940年)，该会借用民众教育馆广场组织《圣乐名曲》音乐会，为伤兵、难童募捐1700多元。女青年会和其他教会教徒则参加慰劳和护理抗日将士的工作，并到新兵营向营养不良的新兵供应豆浆食品，代洗衣、治病等。

　　民国37(1948年)，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来黔基督教各差会受其国家政治倾向的影响，对中国革命持对抗立场。当年10月中华遵道会总会召开的应变会上，制定了铜仁教区的应变计划。次年5月，上海中华圣公会总议会总干事朱友渔到昆明云贵教区办事处，召开应变会议。遵义卫道会则给员工、学生发放遣教费、转移教会财产、物资，散布谣言等等。7月，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派遣黑尔玛来贵州召开应变会议，布置应变措施。同年夏天，中华传道会召开贵州同工夏令退修会，布置应变措施。应变内容有：掩盖该会长期接受美国差会津贴的事实，将经费来源复杂化，转移物资，煽动为“道”殉难，多搞家庭聚会，把教会工作转入地下等。中华基督教会推行“三年奋进运动”、“基督化家庭运动”等。内地会、循道公会亦采取“禁食祈祷”、组织“青年归主运动”，安置新教区长等。

第三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基督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贵州广大基督教徒与各族人民一样，获得了翻身解放。他们衷心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学习有关政策和时事政治等。

　　1949年12月22日，贵阳基督教和天主教各教堂负责人员，到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参加座谈会，听取传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0年5月，贵阳市基督教界人士组织了“贵阳市基督教新民主主义学习会”，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和时事政治等。7月，上海市吴耀宗等发表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12月，贵州基督教各教会自行发起签名运动，拥护该宣言。12月28日，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和《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1950年底，贵州安息日会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1951年1月10日，贵州省宗教界联合发表声明，坚持拥护中央的方针，遵照人民政府的法令，开展登记工作。1951年元月，贵阳市宗教界一万多人联合举行爱国示威大游行，各基督教团体有300多人参加，极少数受外国差会影响较深的教会未组织游行，但这些教会中的部分教牧人员和教徒，仍以个人身份参加游行。之后，贵阳市基督教界人士发表了《拥护保卫世界和平和反对美国侵略宣言》，今12天就有史上达、周素安、汤韵文、程位忠等560余人在该宣言上签名。1951年4月，在政务院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上，基督教人士揭发了帝国主义利用外国差会侵略中国的罪行和阴谋。会后，“控诉运动”扩大到全国的许多城市。“控诉运动”使贵州基督教界人士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率先割断了与西方差会的经济联系。中华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青年会等大多数宗教团体，也都不再接受国外津贴。

　　1951年5月，贵阳市各基督教团体742人签名，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和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

　　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广大基督教徒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贵阳市基督徒的40名子女赴朝作战。为响应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的捐献“三自革新号”战机的号召，贵阳市基督教徒捐献人民币五百余万元(旧币)。接着，贵州省基督教团体联合会筹委会又拟定《基督徒爱国公约》，其内容有：一、拥护共同纲领和全国人民结成坚强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统一战线;二、坚决实行吴耀宗先生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政策，与帝国主义断绝一切关系;三、热烈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一切号召;四、彻底廓清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确立热爱祖国和人民的观念;五、加强时事学习;六、坚持拥护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决定;七、从事劳动生产，精简节约，加强团结，克服困难;八、拥护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分子。青年会以及部分教会，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工作。1951年9月，贵阳富水北路福音堂“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接着，中华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也先后成立三自革新组织。1953年3月，贵阳市基督教集会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争。会后，散发了《抗议书》，并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表慰问电。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反对原子武器的《告世界人民书》上，贵阳市基督教徒签名者也有600余人。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基督教界人士受邀请参加检查组，对一些企业进行检查。各教会团体也发出号召，要求教徒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一部份基督教界人士，还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土改工作队工作。1951年7月举办的反封建展览，其中的禁烟禁毒馆全由教会工作人员主持。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贵州中华基督教会三自革新委员会主任陈衡出席大会并当选为委员。

　　1958年3月22日～5月4日，贵州省基督教社会主义学习会暨第一届代表会议在贵阳召开，代表为148人，成立贵州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筹备会。1958年9月，在省宗教处等部门的指导下，成立贵州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同月，贵阳市也成立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8年冬至1959年春，贵阳、遵义两个基督教派较多的城市还先后举行了联合礼拜。1961年10月，贵州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基督教教堂被大量占用。各地基督教会还捐献房屋107间。至1960年，全省基督教教堂和其他活动场所，只剩下22.4%，全省教徒人数为3.5万人。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有16名基督教教牧人员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些教牧人员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卫道会”被取缔，“基督徒聚会处(小群)”和“真耶稣教会”亦被迫停止活动。20世纪60年代，威宁自治县的“杨志诚反革命集团”案，涉及到134人，在清查过程中，共有数十人被捕。

　　1964年，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宗教活动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一些教徒被视为“阶级异已分子”，有关部门对全省77个基督教群众聚居的生产队进行调查后，基督教相关人员受到错误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被迫停止活动;主要负责人被抄家;教牧人员被揪斗、游街、关押;教堂被关闭、占用;宗教用具和经书被烧毁。1974年7月28日，威宁自治县羊街区兴隆公社基督教徒聚众在山洞内做礼拜，有关部门派武装民兵包围，发生流血事件。但基督教活动未间断，“文化大革命”前全省基督教徒为4万人，到1980年已增至13.6万人。一批自由传道人四处活动，出现“灵恩派”、“圣徒派”、“火烧派”等非法组织，进行唱灵歌、跳灵舞、说方言、见异象，禁食灵修、医病赶鬼等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有关部门复查和平反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对原遵义卫道会反革命集团案、铜仁中华基督教会反革命案、原贵州省基督教团体联合会主席朱明斋贪污造谣案、原铜仁遵道会负责牧师冯菊云反革命案、牵涉杨志成反革命集团案等，实事求是地复查平平反昭雪。对“文化大革命”中基督教教会、教职人员、教徒等被查抄的财物，也作了退赔补偿。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开放必要的宗教活动场所。人民政府还拨出专款，对贵阳市基督教团结堂、安顺基督教堂、威宁基督教堂等进行维修，开放基督教堂190处(其中新建的19处)，简易活动场所300多处，基本上满足了信教群众的宗教活动需求。

　　1981年，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恢复工作，同年，贵州省基督教协会成立。从1982年起，贵州省基督教“两会”与各地、市、县基督教会一起，先后举办了20期“义工培训班”，通过义工培训班按立和授任一批教牧人员。1984年，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基督教“两会”联合创办四川神学院，该校从开学以来，共招收贵州省青年信徒50余人入校学习。1993年，六盘水市基督教“两会”举办神学班(1996年改为贵州省基督教神学班)，已毕业学生212人，并办培训班11期，培训240人。

　　一些教会举办社会公益服务事业，为“自养”探索新路。其中,贵阳市基督教会举办了幼儿书法学习班、工艺美术组、书画装裱组;六盘水市教会开办了英语补习班;大方教会开办了三自诊所等。1985年4月，贵阳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等，被评为贵州省宗教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1986年，为响应联合国大会议定当年为“国际和平年”，根据全国两会(三自、基协)的建议，贵阳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于6月18日与省、市两会联合举行为世界和平祈祷座谈会和为世界和平祈祷礼拜，到会信徒约1500人次。是年4月，贵阳市基督教教会举办手工艺培训班，利用各种颜色的边角布料，设计、制作旅游小商品和布贴贺年卡片，颇受外国旅游者和外商喜爱。随后贵阳基督教所办书画装裱组增加办星期日儿童书法培训班，计11个班，培训儿童330余人次，成绩优秀者多次参加全国和省内各种少儿书法大奖赛或展览，其中，获九成宫杯全国书法大奖赛一等奖1名，青藤杯、峨眉杯全国书法大奖赛三等奖3名，佳作奖若干名，吸收为上海全国小主人书法作品编辑部会员者12名。贵阳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坚持宣传、表彰在各岗位上作出贡献的教徒的活动，获得先进称号的人数逐年上升，1982年度为52人，1987年上升到228人。到2000年12月，累计达2000多人。纳雍县发猪寨教会，基督教徒和不信教的群众一起种草植树，改造土壤，开窑挖煤，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国务院农业研究中心将其作为脱贫的观察点。

第二章宗派及团体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宗派及团体

　　贵州省基督教宗派及团体有22个(临时性活动的未计)。

　　宗派、团体中有差会背景的17个，其中，属美国差会背景的宗派团体11个(中国西南布道团无差会背景，但由美国人控制，也计算在内);属英国差会背景的2个;属美、英联合差会背景的2个;属德国差会背景的2个;无差会背景的中国宗派2个。最早传入贵州的是英国差会，其次是德国。美国差会除个别(福音会)外，进入都较晚，但发展较快。从传教地域和传教对象来看，英德差会主要在农村少数民族中发展教徒，中国宗派主要在边远农村和城市下层劳动群众中发展;美国差会的工作重点和对象却主要是城市和知识分子。抗战时期，还以三种形式建立了一些跨宗派的联合组织。一是相同地域内的联合，如贵阳基督教团体联合会和贵州基督教团体联合会，仅限于贵阳市的宗派参加;二是相近宗派间的联合，如贵州全省基督徒培灵团契和贵州省基督徒证道团，参加宗派的共同背景都可以追朔到内地会;三是在共同旗帜下的教派联合。

　　按国外宗派划分，这17个宗派从属于基督教的几大派别，其中，安立甘宗：中华圣公会;路德宗：立本责信义会、德女执事会、中华信义会、行道会;福音宗：中华遵道会;卫斯理宗：循道公会、卫道会;长老宗：中华基督教会;浸礼宗：中华内地会、中华传道会、贵阳市西路基督教会;基督复临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其他宗派：宣道会、中国西南布道团、真耶稣教会、基督徒聚会处(小群)。

　　宗派团体中无差会背景的5个：青年会和女青年会，以及贵阳基督教联合会、基督化家庭实验所、贵州全省基督徒培灵团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