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财经大学教授李飞龙：年轻，所以经得起批评

李飞龙

李飞龙是一名文科青年教授。一个现象是，大量的青年教授多集中于理工学科，而传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35岁以下的青年教授并不多见。

从2006年开始，他就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农史》和《现代哲学》等刊物发表论文50多篇，这是他成为青年教授的先决条件。彼时，他25岁，开始在淮北师范大学任教。

2010年，他在中共中央党校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来到贵州，并成为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因为女朋友是贵州人，所以我就过来了。”李飞龙说。两年后，也就是在他31岁时，被破格评为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关注历史中的老百姓生活

李飞龙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和现代乡村社会经济史。“做党史研究，对历史上的大事件研究并不容易。”李飞龙说，尤其是青年教授，资源有限，一些当年的亲历者不会随意讲述，想了解当年的事，他们可能会有抵触。与此同时，从文献资料解读背后故事也不容易，中央档案馆又很少对外开放，许多核心资料很难查询。

正因为如此，李飞龙逐渐把自己的视野往下沉。他开始关注老百姓的生活，比如某一个历史时期，中央政策推行到老百姓这个层面之后，是不是得到了执行，老百姓的反映如何等。

他正在进行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到1966年领导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研究。

李飞龙的思考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南地区，当时政党基础比较薄弱，他们采用了什么方式赢得老百姓的支持。“提出了一个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都非常值得参考。”李飞龙说。

值得一提的是，李飞龙是江苏连云港人，但他却将研究重点放在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上。比如他正在研究建国初期黔南州的卫生治理问题。

事实上，李飞龙研究的不单是地方的治理卫生政策，主要是了解政党在这里的控制能力，比如他们是如何动员的，这还涉及教育和文艺宣传等。当时为了土改顺利，还专门成立土改卫生工作队，这在全国是个特例，只有西南地区有。“这是不是说明西南地区土改困难较大，需要这样一个介入手段呢？”李飞龙说，他的研究就是要搞清楚这些。

每一句话都要有考证

李飞龙格外关注贵州。他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土改后黔南民族地区改造落后村运动与乡村社会的重构，就是以贵州省黔南州为个案。在一次查阅资料时，他无意中看见黔南在土改后有一个历史事件，叫“改造落后乡村运动”，这在目前公开的资料当中鲜有记载，并且尚无学者对这一事件进行研究。

“彼时的黔南，因为大山隔绝，在当时的全国运动中，他们是如何进行的，就显得格外有意义。”李飞龙说。这个课题，李飞龙已经研究3年了。他要到当地找到经历过这一情况的人询问，从他们口中证实一些细节。

然后在当地图书馆查询，并加以佐证。通过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证实当时的历史事件，是李飞龙论文的最大支撑。“做史学研究，讲的任何一句话，都必须有考证。”李飞龙说，并且还要有孤证不立的说法，也就是说，任何一件事，都需要多方的佐证。

因为是史学研究，李飞龙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能迅速静下心来。比如到黔南州，一待就是几天，每天都在翻阅资料，这很枯燥，如果不能静下心，很难做研究。

会讲公务员考试内容

李飞龙每周有4节本科生的课。他培养学生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他们有一个积极努力的心态，而不是一个只看表面现象的愤青。

“学生在这个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阶段，容易陷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认知当中。”李飞龙说，他希望学生们在对一件事发表看法之前，先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搞清楚，并且能站在当事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现在新闻上说某位大学生一失恋就自杀，这是考虑问题不够全面。

李飞龙的课，也颇有实用性。“现在许多学生想考公务员，所以我也会在课上讲一些公务员考试内容。”李飞龙说，除了有基本常识的教育之外，还会进行知识面的拓宽，这些内容在现有的复习资料里无法找到。他研究党史，偶尔看些党建文章，深谙公务员考试之道。

此外，他还带有4名研究生，他对于研究生的要求也有别于其他理工科教授。李飞龙说，他们必须要恶补常识，许多学生都是跨专业而来，常识对他们格外重要；然后是要为考博做准备；最后是必须读前沿性的学术专著，比如我研究妇女史，可以看看西方人是如何研究的，能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除此之外，李飞龙提倡多出去交流，比如参加学术研讨会，一年至少得两次。他喜欢批评声音特别多的交流会。我们是年轻人，一些观点还不够成熟，能得到前辈或者一些大家的批评指点，非常难得。

接受记者采访之前，李飞龙刚结束河北师范大学举行的一场学术交流会，他说：“他们要了我在交流会上的一篇论文，在他们的期刊上发表，我同意了。”

图/本报记者刘婷婷 文/本报首席记者刘佑清

（本报记者杨国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