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通道文化的历史演进:学者谈贵广高铁通车

　　何光渝

　　范同寿

　　张幼琪

　　曹端波

　　 访谈背景

　　在“贵广高铁通车”这一具有历史意义事件下,标志着贵州立体快速交通新格局的形成,贵州已纳入全国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骨架。历史上的贵州,在西南交通史上向来处于重要位置,追寻历史穿越时空指点今日,从来都不可或缺。文化通道专家、学者,以历史文化的视角,权威解读这一历史性事件对于贵州经济发展和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发展的重要意义。

　 　嘉宾:

　　何光渝(文化学者、省文联原副主席)

　　范同寿(历史学研究员、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

　　张幼琪(高级编辑、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曹端波(贵州省人类学学会副会长、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小梅

　　经营贵州　打通全国交通“经络”

　　主持人:贵州是西南进入中南和华南的必经之地。明代贵州建省之后,在历史上几次开发的基础之上,加强和完善了东进、西出、南上、北下的驿道交通网络,最终成为了以贵阳为中心的“西南大十字”交通格局。特殊的交通枢纽作用,在贵广高铁即将通车这一大背景下,回顾贵州通道文化的历史,这一重要决策是否有着历史必然性?

　　范同寿:从楚倾襄王开始,黔地的重要通道地位便已经被意识到。他为夹击秦国,派大将庄蹻率领楚军溯沅水而上进入贵州,动机虽出于军事上的考量,却证明了贵州关键的通道地位。

　　秦始皇修“五尺道”、汉武帝派唐蒙打通由巴蜀经夜郎通往南越的道路、诸葛亮平南中、魏晋时期南方四大族系陆续向贵州迁徙、隋开皇五年(585年),益州法曹黄荣率兵2000余人凿通自戎州(今宜宾)经威宁、云南曲靖至昆明的石门道、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任命充州人赵国珍为黔中都督打败南诏军等等,利用的都是贵州在西南地区举足轻重的交通枢纽优势。从两宋到明清,贵州作为西南地区交通枢纽的地位愈发凸显出来。

　　凡此种种,向我们揭示的都是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的大西南,无论从军事的角度亦或从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角度,贵州都有着无可替代的区位优势。

　　张幼琪:历史是写在地理上的。自然环境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要素深刻地影响着贵州历史文化、经济与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从元代开始到民国初年,驿道一直是贵州交通、通讯的主渠道,对贵州开发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而贵州建省600年来,没有改变过省名,区域界线的稳定证明了贵州作为中国西南通道的不可替代。

　　曹端波:贵广高铁通车及其贵州立体快速交通新格局的形成,不仅对于贵州具有新时代的意义,而且对西南乃至中国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贵州在中国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指出:“贵阳犹人之有胸腹也。东西诸府卫,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据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矣。”中国历代中央王朝为了有效控制西南,均对贵州进行经营,以便打通全国的交通网络体系。

　　朱元璋《平滇诏书》所说:“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可守也。”明代为了构筑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体军事防御体系,不仅打通了西南通道,而且在贵州成立了最高行政区“省”来加强对这一道路的经营。

　 　时光深处的“古苗疆走廊”

　　主持人:随着贵广高铁项目的实施,我省文化通道的研究也纳入更多新的视野,基础性研究的强化极大地支持了贵州以文化通道为主题的学术支撑,并在省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如何看待文化通道的基础性研究、文化互动、传播和交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意义?

　　曹端波:道路建设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路”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联结在一起,必然产生新的文化交融和社会变迁。贵州建省在于贵州作为道路的重要性,没有“贵州”,就没有“西南”。

　　贵州大学教授杨志强所提出的“古苗疆走廊”就在于重点突出贵州作为交通的战略意义,明代国家沿古道设置卫所,建立都司、布政司等,就是为了保障国家的西南军事防御体系,保障内地到西南边疆道路的畅通。汉武帝所遗憾的没有建成的西南交通体系,在明代,经过洪武、永乐时期的努力,终于成功了。

　　明代“古苗疆走廊”的形成与贵州建省紧密相连,古苗疆走廊成为内地汉人进入西南边地的通道,也成为民族迁徙、共生的通道。明清时期,许多汉人进入西南边地,一些少数民族也沿这一通道进入不同的地区,大力推进的西南经济的开发。清代贵州、云南成为中国矿场最集中的开发地,其中铜的产量达到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国家为了经营铜矿,还专门开辟滇铜入京路线。现代人有一个误区,认为西南在中国属于偏僻落后地区,经济不值得一谈。其实,这是对西南的重要误解。根据历史,西南的木材、矿业等经济资源在全国独树一帜。明清时期,中国的资源更多地是从西南沿古苗疆走廊进入东部,东部的移民更多地是携家带口,进入拥有更多创业机会的西南。当时的“孔雀西南飞”和今天的“孔雀东南飞”真是形成了很好的对应。据美国经济史学者李中清研究,清代前期贵州的市场化程度并不低于内地。

　 　民族文化旅游要抢抓新机遇

　　主持人:贵州开通高铁,贵州的文化将不停地被识别和被发现,文化资源将不断成为未来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撑点,您如何看将来的贵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何光渝:高铁的确可以在相隔上千公里的两地之间,实现朝发夕至或夕发朝至,将区际间的交通转变为类似城市内部的交通,游客心理距离大大缩短,有效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但贵州旅游应对得如何,至关重要。

　　高铁提供的“快旅”,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来得快；二是去得快。高铁既可能为沿线旅游景区输入更多的客源,但也可能让客源流失得更快。现在有一种“慢游”的趋势,即:把旅途作为假期来享受；了解当地的文化；将时间用于放松身心；将对旅游目的地环境和居民的影响降至最低。也因此,“慢游”者对目的地的选择会更加挑剔,不仅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人文风情,还要有适合于“慢游”的服务和设施,能够提供一段充满意义的人生体验。如何让“慢游”不至于变成“快游”?让“快旅”与“慢游”相得益彰?

　　张幼琪:高铁也将极大地推动区域文化、民族文化的交流,促进文化、旅游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催生文化、旅游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因此,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走进高铁时代,将对贵州的文化、旅游带来什么影响,我们要迎接有哪些挑战?积极把握好哪些发展机遇?

　　挑战不可避免:高铁将带来的人流、信息流、技术流、资本流、物流,首先会对贵州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承、对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态文明的建设带来严峻的考验。我们怎样才能正确应对?

　　机遇迎面而来:开通高铁,将带来贵州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潜在能量的大释放。我们怎样才能成功抓住?

　　贵州民族成分之多,居全国第五位。众多的民族与他们文化的细分构成了贵州文化的复杂多样,多元文化的特征极其明显而个性化:建筑、服饰、饮食、婚俗、祭祀、节庆、艺术等等方面,都异彩纷呈。许多民族文化不仅组成了贵州多元文化,而且是文化中的一个个闪亮点,在我省的自然保护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多数都是分布在村、镇之中,贵州已成为当下国内外旅游的理想目的地。

　　而贵州旅游资源的核心价值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特别是贵州的乡土文化,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记忆活体。而在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沉淀其中的文化底蕴已越来越凸显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可以说,贵州已对人类作出了一种独特的、也许将来被充分认识的贡献。

　　贵州“留得住乡愁”的生态文化底蕴,将使旅游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贵州优秀文化价值的输出,将在产品创意和产品生产流通领域中创造不可小觑的价值。

　 　便捷交通催生经济新格局

　　主持人:过去,由于大山的阻隔,贵州一直有“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遗憾,贵广高铁的开通以及近年将陆续开通的几条高铁,这对于贵州意味着什么?

　　张幼琪:贵广高铁的开通,将为贵州与周边城市经济带来便捷效率的同时,也将出现全新的时空环境,带来人力、技术和资金的大流动。全新的交通格局和时空观念,无疑会带来新的产业变革,催生经济新格局的形成。

　　当然,高铁的开通,贵州在诸多方面的后发优势与开发潜力将因此而凸显,都为开发的提速、实现跨越式发展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一个落后的边缘地区在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变中居领先地位,在历史上并不是首次……人类历史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斯塔夫里阿诺斯《世界 通史》)。对照贵州在历史与未来的发展位置,我们可以预见:全新的交通体系,将促进因交通信息制约发展的贵州突飞猛进。

　　何光渝:高铁对于贵州来说,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将成为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变量,将对未来贵州城市发展的空间形态、产业结构、社会管理等各方面,带来不可预期的变化。

　　一向被交通所制约的贵州,从铁路、到高速公路,再到高速铁路,加上民航“一干十三支”的格局,立体交通体系迅速完善,使贵州城市的发展渐入佳境。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贵州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主要是以单体城市的发展为核心,那么今后贵州的城市化,将主要以城市群的崛起为标志。交通格局的大提升,就是一个重要支撑点。

　　高铁的发展,为它途经城市的发展带来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加快区域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城市化发展的串联效应,引发城市的变革和重新定位,使它们从单体到群落,最终形成人口和城市密集地区的城市群、城市带发展格局。这会对城市发展路径乃至其理论带来根本性的颠覆。纵观发达国家高铁发展历史,诸如泛欧高铁网带动形成的以巴黎、柏林为核心的欧洲大陆城市密集带,日本东海道新干线催生的东京、神户、名古屋、大阪等太平洋沿岸城市密集带,概莫如是。

　　这就涉及到从“地方空间”向“流动空间”转型的深层问题。“流动空间”与我们所熟悉的“地方空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地方并未消失,但是地方的逻辑和意义已被吸纳进了网络,由于社会的功能与权力是在“流动空间”中组织,其逻辑的结构性支配,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的意义与形态。依托于快速、便捷的高铁交通网络,各种资本流、信息流、技术流等,在区域城市群中开始发挥关键性作用。“流动空间”在拓展传统“地方空间”的同时,将重新整合区域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如弱化城市行政边界、强化城市差异化分工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需要在这个新的网络型城市体系中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也转向了城市群的整体崛起,进行“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通盘考虑城市群中每个城市的功能定位和转型目标。

　 　延伸阅读

　　贵州:历史上的西南交通枢纽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突起于四川盆地、两湖平原、广西丘陵之间,是西南进入中南和华南的必经之地。明代贵州建省之后,在历史上几次开发的基础之上,加强和完善了东进、西出、南上、北下的驿道交通网络,最终成为了以贵阳为中心的“西南大十字”交通格局。特殊的交通枢纽作用和军事战略地位,对贵州产生重大影响。

　　贵州古代交通线路的开辟,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夜郎)时代。公元前316年,秦国占领巴、蜀之后,派李冰大力经营成都平原,准备顺江而下灭掉楚国。公元前279年,楚顷襄王为扭转劣势,派将军庄蹻进入云贵高原以包抄巴蜀秦军。庄蹻沿沅江而上,灭且兰、降夜郎,而至滇国。“庄蹻入滇道”的开辟,是中原与西南的第一次直接联系,形成了云贵高原上东西向的交通大动脉。

　　秦朝统一中国后,派将军常頞从僰道(今宜宾)进入夜郎,开通了著名的“五尺道”。汉武帝时期,为了打通从成都平原经过云贵高原到达南越和印度的道路,先后派唐蒙、司马相如、王然于等出使西南夷,在“五尺道”基础上打通了“南夷道”,直指夜郎、滇国、昆明(今大理)、南越。公元前111年,南越灭亡,夜郎、滇国相继降服,汉朝授其金印。“五尺道”和“南夷道”开辟,形成了云贵高原上南北向的交通大动脉,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开发。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西南交通得到进一步开发。如唐代在乌江沿岸设立州、县,治同内地,在黔州(今重庆彭水)置“黔中郡”管辖今天贵州的部分地区,同时开通“黔中牂牁道”,该道成为中原高僧经过云贵高原前往印度的西行求法道。

　　宋代,国力衰弱,少数民族占领北方草原,战马来源枯竭,为了补偿战马的严重匮乏。南宋时在四川和广西开设“马市”,开通了“西南买马道”。该道与著名的“茶马古道”相连,将中原与云贵高原、青藏高原连成一线。

　　元朝时期,在今贵阳建立“顺元城”,并修筑土城。元朝以“顺元城”为中心,对西南交通进行了大力拓展,建立以贵阳为中心的“站赤”网络,为明代贵州建省准备了必要的前提。

　　明朝初年,朱元璋派大军消灭元朝在云贵高原上的残余蒙古势力；永乐年间(1413),正式建立贵州省。有明一代,为了巩固西南边疆,大力完善西南驿道交通,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的六条主干驿道:“龙场九驿”开其端,湘黔驿道、滇黔驿道、川黔驿道、黔桂驿道、川黔滇驿道继之而起,此外省内各府、州、县之间的省际道路也大量开辟。这六条主干驿道和省际道路的开辟,形成了一张完整的省际、省内交通网络,覆盖整个贵州。以贵阳为中心的西南交通“大十字”格局至此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