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女婿”老锣：“我不是音乐的搅局者”
★人物名片
老锣，原名罗伯特·佐里奇，致力于中国新艺术音乐创作的德国作曲家和音乐制作人。1966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92年毕业于德国汉斯·艾斯勒音乐学院。1993年赴上海音乐学院留学，开始研究、采风、制作、创作中国民乐。2002年，担任中国歌者龚琳娜的制作人，为龚琳娜创作了五十多首新作品，并创作了大量民乐室内乐和民族管弦乐作品。在中国传统音乐根基上，老锣创造出其独特的音乐语汇，以多层次的音乐结构凸现韵和气的张力。
从今年8月份开始，德国音乐家老锣每月至少会飞来贵阳一次，呆上两三天，为贵州卫视制作的国内首档原生态音乐体验节目《让世界听见》当乐评人。
“世界最想听到的中国声音是：有传统文化的根，无习惯模式的框，又属于二十一世纪。”老锣说。这一句话，也是他在中国学习和创作二十余年间突破框框、不走常规路，然后才走出来了一条新路。
在节目录制的空当期，老锣立马变回了“贵阳女婿”的身份，乐此不疲地拜访他的妻子——著名歌唱家龚琳娜在贵阳的亲朋好友。飞离贵阳时，还不忘带上各种贵州美食和一大袋贵阳酸粉回家。“我们一家人都爱吃贵阳素粉。”老锣告诉记者，他还爱吃外地人非常难以接受的折耳根，吃辣椒也很厉害。说这话时，他对“没有框框的自己”显得很满意。
■印象
老锣的“金箍棒”
在中国神话故事里，老锣很喜欢孙悟空。理由是：“他很有个性，崇尚自由，又特别可爱。他不是自私的，又很霸气，变变变！”老锣将这只猴子写进歌里，便是那首获封2013年“神曲”、传唱度极广的《金箍棒》。当年，他写的另一支“神曲”《法海你不懂爱》，讲的是“框框”。“在爱情里，法海有他的框框，当代人也有这种框框。框框太多，就没有了爱。”老锣说，“中国的各种框框太多了，需要打破。”
十二年前，老锣第一次看龚琳娜的演出，第一反应是：“对不起，好恶心，这根本不是你。”他觉得她唱歌的表情、动作、唱法、声音，和中国其他“学院派”民歌手简直一模一样。
让老锣意外的是，当年已经那么有名气了的龚琳娜，心里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最难得的是，龚琳娜不但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而且敢于离开自己的小天地，突破脑子里的音乐框框。”
很多年后，打通音乐筋络、在自由歌唱的路上一路狂奔的龚琳娜，在很多场合都对老锣当年的那一句“恶心”表示感谢。以至于杨澜说龚琳娜身上散发着大部分中国人所稀有的一种珍贵品质——“天性的解放”。
在写出足够多的作品后，老锣开始用作品说话，打破观众的习惯模式、框框。《忐忑》、《金箍棒》、《法海你不懂爱》、《天马行空》一出，观众大呼被“雷到”了，但随着许多人的模仿，这一唱法渐渐变成了一种时尚，流行开来。
老锣又使出了“金箍棒”，试图砸掉套在中国音乐上的框框。这次，他遇到了麻烦。
“国内的许多音乐人，只是在玩一个江湖，忙着打压和他们不同的东西，表面上看去还一片和气。事实上呢？”老锣说，内地的流行乐是一个很大的模仿秀，模仿欧美、港台甚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乐，完全没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戏曲围绕在自己的江湖里打转，只重演员的腔调韵味而不重音乐旋律，人际关系复杂；中国学院派的民族唱法只有一个标准，一个特别狭隘的标准……“一句话，各种各样的框框，背后关涉到利益的框框。”
老锣对中国的音乐生态的看法，有的人说他是“外来的搅局者”，也有人说他是“中国音乐界的白求恩”。老锣喜欢这种争议，就有如当初他写的“神曲”能引发争议一样。他说：“我不是一个搅局者。我不说出来，或许就没有争议，我也不会挨骂。但这样的争议很重要。现在的问题是，Why nobody fights for art?（为什么没人为艺术而争呢？）”
■对话
老锣：争议是打破框框的开始
如今，老锣在中国音乐界已经成为一种“现象”。现在的他不论是给妻子龚琳娜写的歌曲，还是对中国音乐生态发表的意见，总能引起一番争论。“喜欢的不喜欢的都在说出他们的想法，这是打破框框的开始。”
不排斥娱乐
记者：《忐忑》之后，您和龚琳娜在网络、电视媒介上突然成名，为大众所知。大家似乎以一种娱乐的心态看待你们的作品，对此您怎么看？
老锣：起初我们真的纠结过，也讨论过，在这个娱乐的环境里受到欢迎，别人会不会误会我们就是娱乐明星？
后来改变了想法。事实上，如果没有《忐忑》和《法海你不懂爱》这样的作品，不会有人注意到像《静夜思》、《相思染》这样的艺术化作品。现在我们推出一些不那么流行的作品，听众也比以前多了很多。
而且，我发现自己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用娱乐的方式，来推广有内容的音乐。一次，我们上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用六种乐器PK的方式演奏《自由鸟》，每种乐器单独演奏四个小节，然后让观众说“好”还是“不好”。结果观众认为有三种乐器表现得好，三种乐器表现得不怎么样，当我们把其中两种乐器放在一起演奏，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音响效果。通过这种娱乐的方式，观众直观地了解了乐器的性能。此后，我们再也不怕娱乐了，也不排斥娱乐。
后来我们还在江苏卫视的《全能星战》里，用七种风格十种唱法演绎《爱情买卖》，就带有一种娱乐的幽默感。不管怎么说，好的娱乐里面都是有内容的。
记者：不排斥娱乐，但娱乐是不是也有界限？
老锣：我的界限很明确，音乐要与现场氛围相匹配。比如在中秋晚会上，我们会唱《静夜思》这样安静的作品；但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上，我们会唱《法海你不懂爱》。
再如前不久，我举办了我的第一场个人作品音乐会《水样年华——老锣·民乐作品音乐会》。有人问，怎么不让龚琳娜上去唱歌？我说，举办这场音乐会，不仅是要告诉观众我有很多不同于《忐忑》、《金箍棒》的民乐作品，更要让观众听到中国民乐的声音。如果让龚琳娜唱歌，那样票房和媒体关注度也许会更好，但是如果这样做，大家会把关注度放在歌手而不是乐手身上。在中国，歌手的地位很高，乐手的地位太低，我要把民乐一步步带到最好的舞台上。所以，这次我特意没有在这个音乐会里安排歌曲。
当然，我也喜欢写严肃作品，我重要的路还是在这里。
不喜欢听到“没办法”
记者：您觉得中国的音乐生态好吗？
老锣：不是很好。你知道，中国的传统音乐是那么的丰富，但传统不能代表当代，全世界都希望中国找到一个属于二十一世纪的、当代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才能与世界共鸣。于是，很多中国的音乐人做音乐，不论是爵士乐、摇滚乐、民谣，都按照西方音乐的框框套，在这些框框里把自己的东西填进去，以为这就国际化了，但实际上这样不是中国的声音，只是一些框框，跟中国文化无关。世界最想听到的中国声音是：有传统文化的根，无习惯模式的框，又属于二十一世纪。
即便如此，国内许多音乐人还习惯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高，反正到处都有人捧，出场费又高。这样他们更不愿意突破框框了，位置都那么高了，突破就意味着风险。而且出于利益考虑，还得反过来维护这些框框，打压那些不同于他们的声音。
好的音乐家都是在世界的范围内看清楚自己的位置的，知道自己有哪些不足，哪些需要学习。所以，我总是赞美龚琳娜，她有那么深的根，那么丰富的音色，那么高的声乐技巧，但她仍在不停地突破、学习。所以，她的声音是国际化的，她是代表21世纪的中国的声音。
我对中国民乐、中国戏曲、中国流行乐等中国音乐有很多看法，许多朋友也认为我说得对，但他们的结论是“现实如此，没办法。”我最不喜欢听到“没办法”这三个字。再没办法也是有办法的。
记者：说这些，不怕惹麻烦？
老锣：不怕了。我有更多的作品为我说话。再说，中国真的要赶快找到一个能代表自己文化的、属于二十一世纪的音乐。你看在南京举办的青奥会开幕式演出中，表演真的很厉害，世界一流，但我认为音乐太弱了。
记者：您一直在试图改变什么。您自己在中国的这些年，自己有改变吗？
老锣：我自己也在丢掉很多“框框”。以前我只会指出别人哪里不对，只看到负面的东西。现在我对别人也更包容，比如这次参加《让世界听见》，我看到歌手的优点，也会说出来，传播一种正能量。
当然在音乐上，现在我意识到我要让自己的作品说话，为了音乐，我应该争。
做实事，给人方向
记者：在中国这样的氛围中做音乐，您感到孤独吗？
老锣：难免会有孤独感。但我觉得环境好不好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做一些实事，用作品说话，给人方向。再说，我们有志同道合者，这已经很幸运了。
记者：感觉您缺少一个推广中国民乐的好平台。当初《忐忑》是从网络上火起来的，觉得网络这个平台如何？
老锣：未来属于网络。但网络的内容太多了，很多红火的东西都是通过运作推红的。我们的音乐没有框框，没人能运作我们的内容。未来还是靠唱现场，吸引观众到现场听音乐。
但问题是，现在大部分中国歌手无法唱现场，甚至通过假唱等方式骗观众，导致相关的市场发展不够。
记者：最近龚琳娜出了自传体书籍《自由女人》，您也有出书的打算吗？
老锣：读龚琳娜的书，会看到她不断学习、打破框框的过程。这是一本很有正能量的书，会帮助读者如何去学习。
三联书店约我和龚琳娜写一本书。那是去年夏天，我和香港中乐团合作完成《钟乐和鸣》，在香港参加“编钟国乐声震四方”的音乐会演出，三联书店的总编观看完演出后就有了这个提议。
在这本书中，龚琳娜和我将会从一个重要的音乐作品或演出为切入点，谈我们的音乐是怎样做出来的，怎么发展的，中国音乐到底怎么融入世界等问题。
■记者手记
老路不走，才有了新路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老锣却以他的音乐实践，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条路走的人多了，可能就成为了条条框框；走的人多了，也便没有了路。他也由此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老路不走，才有了新路。
老路不走，其实就是不墨守成规，不走寻常路；但又不是刻意与人不一样，而是直面当下，实事求是，走一条见心见性、属于自己的路。这不正是创新的本意吗？
老锣的艺术创新是否成功，见仁见智。但成功与否，对他而言或许是最不重要的。正如他所言，用作品提供一个方向一种可能，才最重要。
本报记者 郑文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