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热爱和平》主角之一马越扎根贵州45年

忆及“明星童年”，马越感慨颇多 徐其飞 摄

《我们热爱和平》宣传画，马越就是图中的小男孩 徐其飞 摄

■核心提示

稍微上一点年纪的人，或许都会对《我们热爱和平》宣传画印象很深：两个可爱的儿童，怀抱着和平的象征——鸽子，下面写有“我们热爱和平”六个大字。

这幅宣传画诞生于1952年，并作为慰问品送到抗美援朝前线的每一个战士手中。它的发行量超1000万张，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宣传品，和《愤怒的丘吉尔》齐名。

鲜为人知的是，当年画面中的这个“和平鸽男孩”马越，1970年大学毕业后就扎根贵州，至今已有45个年头。目前定居贵阳，已年近古稀。

一幅照片

让他成了童星

小时候出名的那张照片，是69岁的马越最忌讳谈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没有“成才”。如果不是挚友牵线，他是不肯接受采访的。

《我们热爱和平》创作于1952年，当时正在抗美援朝。《人民日报》摄影记者阙文接受了一个拍摄任务，主题是“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惧怕战争”。他打算以毕加索笔下的《和平鸽》以及少年儿童为元素来表现。

北京北海幼儿园养了一群鸽子，孩子们经常到北海公园放鸽子。5月31日这天，阙文到这里进行拍摄。

马越说，当时他和小伙伴玩得正高兴，阙文找到他和《我们热爱和平》的另一个主角孟云，问“你俩谁的鸽子好啊？”马越回答：“我的好！”孟云则回答：“我的也好。”……这一刻，阙文按下快门。第二天是儿童节，这幅照片被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报眼位置。

4个月以后，这幅照片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中，经过剪裁、上色，被制作成《我们热爱和平》招贴画。当时第一次发行便印了500万张。

同时，这幅宣传画被装入慰问包，送到抗美援朝前线，战士们几乎人手一张，坑道里、野战医院里也随处可见；这幅画还被印到了茶叶盒、搪瓷缸子上。有统计显示，这幅画累计印刷超过1000万张，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招贴画，和《愤怒的丘吉尔》齐名。另外，这幅画甚至成为中国代表团出访东欧等地的赠礼，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一些怀旧题材的电影里，《我们热爱和平》的宣传画也随处可见，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时代标签。

一举一动

都被社会关注

上世纪50年代，媒介尚不发达，文化生活也很单调。这幅照片被送往抗美援朝前线后，成为战士们强大的精神源泉。不少人甚至在照片前宣誓：“为祖国的孩子而战！”有的战士牺牲前，怀里都还揣着两个孩子的照片。

马越和孟云成了“小名人”，也开始忙碌起来：接受各个代表团的看望，参战回国的志愿军代表也专程来看他们。来自各地的信件像雪片般飞到学校里。

马越说，当时自己才6岁，还无法认全信上的文字。校方便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回信，他只需要在落款处签名，并放上一张自己的全身照。

突如起来的成名，让年幼的孩子难以招架。1954年，孟云跟随大人离开了北京。而马越则继续生活在“高光”之下，他的一举一动都能成为京城报纸的头条。1956年，马越的父母给报社写信，称“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为调皮，傲慢不驯的孩子……”《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后，刊发了一篇文章《马越成长中的风波》，并在全国引发一场关于下一代教育的大讨论。

四年级时，马越转学了,并顺利加入了少先队。“马越小朋友入队了！”成为当时报纸的头条，而亲手给他系上红领巾的，是开国上将张爱萍。

1965年，马越即将从清华附中毕业，面临着重大抉择。也因这个选择，让他和贵州结缘埋下了伏笔。

“我当时确实有成名家的思想，想报个冷门；第二个想法，就是想离开北京。”最终，他放弃上清华的机会，填报了西北工业大学直升机设计专业，师从我国直升机设计的泰斗——郭泽弘。

机缘巧合

扎根贵州45年

1970年，马越从西工大毕业后，分配到了位于贵州平坝县的一个机械厂，先后任技术员、教育中心主任、子校校长等职务。在贵州，他也收获了爱情。1987年，马越调到贵阳市警察学校，从事学生管理工作，后任副校长。

在贵州待了45年，马老师仍是一口“京腔”，偶尔也会冒出几个贵州特有的词汇，比如“恼火”。

马越总结说，自己工作以后，干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培养学生。可能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他觉得越是调皮捣蛋的孩子，他越喜欢调教：“真正能记住老师的，往往是所谓的‘坏孩子’。”如今，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当中，不少人已经成了贵阳警界的中流砥柱。

退休后，他自学了计算机编程语言：C语言、C++等等。他不擅交际，却酷爱和电脑打交道，一边戴着耳机听《王刚讲故事》的评书，一边查看源代码，解决电脑程序上的问题，给从事网络安全的警察学生当“顾问”，有时甚至通宵熬夜。

尽管没有直接从事直升机的工作，但他心中依然牵挂着直升机行业和贵州通用航空事业的发展。通过他的牵线搭桥，国产直升机“直八”、“直九”的总设计师、年逾80岁的直升机“泰斗”郭泽弘已于近日来到贵州，为贵州通用航空事业“支招”。

本报记者 黄启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