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客的悦读

17.10.2015  12:06

               

 

  醒客的悦读 ——杨思辉《醒者》书序   赵雪峰   斯世“醒者”甚寡,思辉算一个。     我一直以为,“思辉”就是思想的光辉简称。思辉其人充满了睿智的色彩,思辉其文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思辉其书镌刻着思想的年轮,荡起思想的微澜,卷起思想的风暴,刮起思想的狂飙!完全是一部沉思录,醒者录,思想录。而我的阅读大约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以为,一个没有思想家的民族,哪怕她的经济再发达、军事再强大,她必定是一个矮小的民族。相反,一个拥有思想的民族,哪怕她的规模不那么大、经济不那么发达,也必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该时代的思想家,即使在一个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思想的火花也不会在一个伟大民族的精英中完全消失。思辉正是如此!思辉当之无愧地以一个理论家的方式存在,搞理论的人不少,能称“家”的是不多的,正如写字的人众多,而书法家却是不多的。标志性符号就是“成熟”与“发现”。所以思辉是一个思想者、智者、醒者!而我仅是思辉的一个见证者。 我在思辉的思想灵魂里行走,我在一个人和一群文字符号构成的精神世界里漫游,我在这一漫游中看到关于我的灵魂的皈依和难能可贵的自我发现、自我成长、自我觉醒与自我修复,所以我的阅读更是悦读,一个“醒客”的悦读与修复。     在布尔什维克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中国共产党人从1921年7月就谈起,我们曾在“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迷宫里碰得鼻青脸肿。作为理论家的思辉发现“脱离具体的实践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这就把老祖宗的主义实践化、实际化、应用化、规律化,主义便成了有用的东西。这一发现,闪烁着思想的智慧。陶行知曾万里迢迢去找马克思,他想寻找那颗伟大的灵魂和伟大的智慧的起源,追问那一抹欧洲幽灵何以将人类的夜空点亮,与众不同的内容一定有与众不同的形式,而他到马克思墓地发现的是和众多普通人一样的一块小石碑,陶行知于是悟道:他要塑造的不是人上人、更不是人下人,而是人中人,如马克思把自己置身于大众之中,这就是思辉所言的不可脱离的“具体”、“实践”、“实际”。再看碑文:“历史上的哲学家总是千方百计地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解释世界,然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解释”与“改造”就是一个“实”的跳跃“质”的跨越。生前身后置身民众,置身“实际”,成就了伟大的马克思。也成就了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陶行知,相信也会成就一个叫“思想光辉”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严三实”的第一“严”就是“严以修身”,思辉在思考“修身”问题的时候,追溯到1939年7月8日至12日,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演讲。毛泽东对这篇演讲稿的高度评价是“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思辉认为“这篇文章哺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离这篇著名演讲已有76年的今天,在全党践行‘三严三实’,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今天,重温这篇光辉的经典著作,仍然会给我们诸多深刻启示”。我并不以为思辉这句话有多么重要意义,但我认为他的表达是思想者的表达!注意并不是学者的表达或政治人的表达,这就是水平。细细品味一下,再翻一下近年的文件和讲话及报端文字,你会发现思辉的和而不同。这当然就是高手!思辉说衡量一个党员的标准,首先集中表现在党性修养上。思辉认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思辉从来没忘记自己的政治出生,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挺在前面,理想信念挺在前面,所以杨思辉精神上从不“缺钙”,不得“软骨病”。这充分凸显了思辉强调认识的实践品格,重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重视人的气象与格局。境界与格调。           除了政治,我特喜欢倾听思辉论经济。       他这样来看美国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是生产不足,消费过度。而目前中国经济状况是生产过剩、需求不足,正好相悖,这同美国三十年代的经济萧条是一样的。一语点醒梦中人。 既然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的问题,同美国三十年代经济萧条一样,那么,解决中国今天的经济问题,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就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凯恩斯经济学被称为“萧条经济学”,是医治萧条的良方。有人称为“萧条疗法”,核心是加大投入,刺激消费。它和“休克疗法”具有质的区别。非常时期,加大政府的投资扭住经济下滑是非常之举,政府必须毫不犹豫干预。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紧密地组合成两轮或两翼。发挥政府直接投资的乘数效应。出手快,出重拳,下猛药,措施精准,工作实在。采取扩大财政支出、结构性减税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振奋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让人民群众在制度的保障下敢于消费。投资背后的力量是政府,也容易产生“亮点工程”和“形象工程”。思辉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击中要害,让那双“看得见的手”如芒在背,如击针毡。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思辉还提到世界知名的诺贝尔奖提名者张五常先生。先生的风度和雄辩口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居然一一购读他的《买橘者言》、《佃农理论》、《经济解释》、《中国的经济制度》等经济学著作。不得不佩服思辉的良苦用心。虽然他的许多经济学观点思辉都不是很赞同,但他的著作每一次都会刺激思辉的神经,启发思辉去思考。这就是思辉的精神品质。 思辉以为,五常先生是当代华人经济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知名度最高的人士之一,也是一个唯一不知道“谦虚”这个词的人物,他的著作及其写作,完全是在巅峰上走钢丝,1967年写好博士论文《佃农理论》,2008年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相距四十一年,二者皆可传世,思想史上没有谁的智力可以在自己的顶峰维持那么久。而张五常达到了。这是一个无比自信的经济学家,他敢于预言他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平生无数的中英二语的作品中唯一的还没有动笔就知道是大文的大文,肯定是。以《中国的经济制度》终结学术生涯既有意思,也很痛快。……是得意之作,向前看,这样水平的学术文章自己无法重复,再向前走,下坡必然,就此终结,仰天大笑,不亦潇洒乎?这是一种近乎诗人的表达,其想象力惊人。莫名其妙的我把张五常和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连在一块,一个思想者、一个科学家的杰出便有了诗意的依据。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在这里找到了实证。在《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开篇,五常先生用非常激昂的文字,列举了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指出:“差不多三十年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超越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而发生于一个那么庞大,人口那么众多而又是那么复杂的中国,近于不可置信。”他打了一个比喻,“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他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英尺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做对了什么?这才是《中国经济制度》这篇文章的灵魂。 张五常这样说:大约2003年,几位熟知中国的朋友向我投诉国家的多种不是。我回应: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应该说,先生对这个问题看得很准。我喜欢思辉以这样磅礴大气与众不同的文字来描述一个与众不同的张五常,有些东西令人耳目一新,甚至大为震惊!因为他打开了一个民族的脑门,撬开了一个民族的思想。让一个古老民族学会从不同侧面思考和行走。     接下来,思辉提到了一个用肋骨点燃黑夜的人——顾准。 在思辉看来,顾准才华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刚直不阿,天赋、学识、人品超人,令人折服。是一个奇特、传奇的旷世奇才!许多问题一经他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促你思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思辉在一次外省会议上和一位北京友人偶然谈到顾准先生。友人说,你能知道顾准这个人,说明你也不一般。怎么能说知道顾准的人就不一般呢?可能是知道顾准的人确实太少了。 他是最早主张中国搞市场经济的人,在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时,他就撰文呼吁中国应进行市场化改革。孙冶方、吴敬琏等著名经济学家深受他经济学思想的启迪。思辉认为,有许多根本问题,他是先知先觉的。据吴敬琏回忆,1974年顾准弥留之际给他说,你一定要坚持研究市场经济,中国迟早要搞市场经济,你的才华迟早要派上用场。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清晰地验证了顾准先生的推测。“顾准是1975年以后唯一一个在中国代表精神独立的人,唯一一个能与西方学者如葛兰西、卢卡斯、哈耶克和伯林等对话的人,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黑暗隧道的人。”“他是拆下肋骨,点燃黑暗的人。”思辉的定论是了不起的,是有绝对高度的。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让我们听到了真话。后来,他为他的真话付出了代价,文革期间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思辉给顾准的定位是一个充满了喜剧和悲剧色彩的天才!  顾准是离我们最近的当代中国杰出思想家之一。顾准所思考的都是事关中国和人类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他所探寻的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他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不仅具有创造性,而且常常有着惊人的预见性,很多看法已经并且正在被他身后的历史进程所证实。 由此,我们可以大概领略思辉在读些什么书,思考些什么问题,由此可以判断思辉的思想到了一个什么层次。这就是思辉这本书的价值。也是思辉其人的价值。     思辉思想的触须还触及他的饭碗“税收”,对于税收我是实实在在的门外汉,我只记住了他的一段话“好的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起到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的效果。要把国税文化作为带好队、收好税的重要抓手,通过传承优秀国税文化,与地域及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独特的黔西南国税文化。要形成战略一致、上下一致、认识一致、方向一致、诉求一致的价值观,凝聚共识,集中改革发展的正能量,真正使国税文化活跃起来、舞动起来,持久发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这段话很经典!从理论的高度和指导实践的角度来看,这段话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黔西南国税文化”理念,并作为带好队、收好税的重要认知,对这一理念作了一系列的构建,这是一个够得上战略的思考! 他还思考了贵州文学及其文学作品的案例剖析,其中,对何士光作品有与众不同的见解,特别是语言的独特魅力无与伦比,对佛学和道家思想的理解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有催人泪下的力量。对何士光作品的人文观照进行了有深度的思考,让人对《今生》中“活着仅仅是因为活着,找不到理由活着,也找不到理由不活着”有如何士光《日子》中“没有皱纹的老祖母是可怕的”产生了及其深刻的想象。我喜欢思辉对《今生》评论中这样的叙述:“城市里的姑娘在南明河边小巷里为自己安了一个家的时候,他在黔北也有了一个家”,跨度长,容量大,却干净凝练,有大家风范,让人想起阿来的《尘埃落定》那种意味深长的散淡,对何士光淡淡的语言和淡淡的结构及其这一表现形式背后藏着的鹄的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思辉这篇“为今生今世寻找一种皈依 读何士光《今生》”我是十分欣赏的,真正体现了思辉的理论功力和艺术天赋,展示出非凡的灵气与大气。作为贵州文艺的旗手何士光先生曾以《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等作品而名世。在全国的层面上,何士光代表了贵州的文化符号,提到贵州就想起何士光,提到何士光就想起贵州,他是一个让贵州人也敢说不的文化精英!有人想打也打不倒,想忘也忘不掉,思辉对他的研究其实是对价值和良知的坚守与寻找。           思辉极具个性,也极具创造性,作为有主见的理论家思想者智者,他认定的,是难以改变的。他坚信历史是有个性的人推动的。是有思想的人改变的。思辉与顾准目前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未来却是难说的!我尤其不希望他们“分享”那样可怕的人间灾难,创造自我的角色悲剧。思辉的思想成为他进步的推手,思辉的思想成为他致命的杀手!这是他拥有的双刃剑,这把剑在某种时候对他是致命伤!作为卅年老友,我对他的喜怒哀乐、阴晴圆缺、得失胜负已了解到每一颗牙齿,尽管他在理论的武装下牙齿咬得滴水不漏,而同样用理论武装到眼球的人,他是无法躲藏的。他拥有的思想财富与他该有的高度落差是巨大的,当年他是以优分考进省里的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一路过关斩将实为不易,他需要的当然不仅是一个“七品”芝麻平台,更是一个大空间高平台摆放的一杆公平秤,他的“主义”在秤上失衡,痛苦与无奈对一个思想者是极其残酷的,所以我说理论家思想者的痛苦是常人的100倍,这是时代的悲哀!拯救理论家思想者就是拯救社会拯救良知拯救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声音和理念是很危险的。       人们通常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现在,中华民族正大步奔跑在伟大的复兴之路上。没有思想文化的伟大复兴,就难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来面对思辉及其思辉的同类们,最重要的应当是包容和善待。善待理论家思想家,正像善待科学家一样,是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首先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有多么发达,我们的疆域有多么辽阔,首先是因为我们拥有伟大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就是那些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理想信仰、精神动力和前进方向的伟大思想。孔子、老子、管子、孙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贾谊、司马迁、王充、范缜、韩愈、王安石、朱熹、王阳明、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先哲的响亮名字,之所以代代相传,直至今天我们还在传诵和纪念,不是因为他们的官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学识,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进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回顾历史,今天令我们中华民族骄傲的,主要不是那些帝王将相和王公大臣,而是那些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当时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联邦德国,在首都柏林和马克思故居分别有一条街称“马克思大街”,马克思在特里尔的故居则被改造成“马克思博物馆”,供人参观和纪念。东西两德统一后,德国政府仍然保留着当时民主德国命名的“马克思广场”和马克思、恩格斯雕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立志摧毁它、决心敲响它丧钟的英雄、导师、掘墓人保持了应有的敬畏、宽容、博爱与崇拜!善待理论家思想家,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道德和眼见,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品格和境界。 那么,我说,善待思辉吧!     思辉这部书涉及面广,思想性很强,这是思辉行走的基础。他的书广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一路走来,一路学习,一路思考,思考出一个大大的醒者。思辉带着思想的光辉,一身散发出思想的气息,且深深地感染他周遭的人群,我就是其中之一。年轻时我们就是很好的伙伴,那时我以为理论是灰色的、是骗人的鬼话,对理论怀有成见和偏见。作为良师益友,是思辉苦口婆心教育我学理论,教我学理论,还找了许多理论书籍供我阅读,使我在悦读中成为“醒客”,至今我家的书架上还珍藏着思辉几十年前送我的理论书籍,有政治理论、文艺理论、经济理论等等。他早年的劝导至今犹在耳畔,他说,雪峰,你可以尝试一下,学理论与不学理论是两回事,学理论的人,开口就是水平,沉默就是思想,迈步就是风度,提笔就是风云!思想有深度,认识有高度,无论从政还是做文你都会与众不同先人一步,你会比别人先期到达一种境界,或者常人无法触及的境界。你会是理论的最大受益者。几十年了,几十年的实践证实了思辉当年的判断。不得不心悦诚服!那时,许多当代名家及其最前卫的观念观点我都是在他口中得知的。在黔西南偏僻的一隅,他的阅读是与世界同步的。他的思考是与世界同步的。他的思想进度是与世界同步的。那时的他还没恋爱,还蜗居在我们的故乡兴义一座小县城一条叫川祖街的一间陋室里,我们在陋室里建构思想的高楼大厦,谈尼采、谈孔子,也谈余秋雨,当然也谈改革,谈下海,谈市场经济理论,多是听他说,感觉他的信息量很大,懂的东西挺多,像一座海。近卅年过去,交谈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料定他此生可成大事!可有一番成就。宛若春天苏醒的籽粒,我的思想就在那间陋室里复苏、萌芽、拔节,我预料,我与思辉都会高飞,后来我们都从遥远的边城到了省城,官儿不大,“芝麻”大点。都说思路决定出路,理论决定高度,那时我们思想的高度就已经决定了我们脚下的路及路的长度。他先我到省城,在国家级风景名胜的峡谷岸边送别,我们相拥而泣,我说“思辉驾车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他答“峡谷河水深千尺,不及雪峰送我情”,我们就此挥泪而别,心里升起阳关三叠的哀伤,遥望友人消失在茫茫地平线上......耳畔响起“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远处飘来“送别”曲,“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心里升起无限的眷恋和惆怅...... 他举起理论和思想的大纛,引领着诸多水手与朋友负重前行,抵达彼岸。譬如,如果没有当年理论导师的启蒙,很难想象某个普通的乡村教师“娃娃头”能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成为某个省级核心以建言献策为职业的智囊和幕僚!行走在幕的背后,谋划在幕的前头等等。这是一种反衬,反衬出思辉非凡的预言价值。为了避免歧义和误读,我总是字字小心翼翼,总担心碰上地雷,其实和平年代,地雷就是人心。我一直坚信与什么样的人为伍就会有什么样的自己,与什么样的人同行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今回首,作为思想及理论启蒙者思辉,他对我要说多重要就有多重要!要说多不简单就有多不简单!要说多了不起就有多了不起!为此,该向思辉致敬! 是为序。              2015年8月18日于贵阳南明堂中共贵州省委大楼717室         ( 赵雪峰 系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贵州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贵州改革开放30年十大著名影响力诗人,诗作《父亲》获“1989·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长篇小说《皇天后土》获首届文学“金贵奖”。著书35部。散文、诗歌作品入选《中国经典美文》《中国现当代优秀诗歌选》等多种书籍及广西、四川高中语文辅导读本。曾任黔西南州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共兴义市委常委、副市长,《金三角》文艺杂志、《贵州调研》政论杂志主编。现为中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改革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