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把脉问诊

17.05.2016  18:31
  花垣县十八洞村注册成立了苗绣特产农民专业合作社,让妇女们住在家里就有钱赚。图为村里的妇女们聚在一起,飞针走线做苗绣。 花垣县委宣传部供图

  5月4日至9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任团长的全国政协特邀常委视察团赴贵州省铜仁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就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问题进行调研。这也是全国政协今年组织的两个常委视察团之一。

  调研期间,视察团走进田间地头、农户家中、企业园区,询问生计、查看生产,并与贫困户、村干部代表和企业负责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其间,视察团还召开了市、县、乡等不同层级的座谈会,并就调研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意见建议与两省党委、政府、政协有关领导进行了交流。一路上,视察团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对好的做法予以肯定,对存在的问题开诚布公地提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工作把脉问诊。

  脱贫先“脱水”

  5月4日下午,贵州铜仁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场特殊的答辩正在进行。坐在“评委席”上的,是全国政协特邀常委视察团的成员;坐在“答辩席”上的,则是铜仁市委书记夏庆丰及该市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这是视察团与铜仁市就精准扶贫工作召开的座谈会。

  夏庆丰向视察团汇报铜仁市的扶贫工作,基本是全程脱稿。一个个数字,一项项政策,夏庆丰如数家珍。

  铜仁市的扶贫开发工作做得不错。在去年贵州省扶贫开发工作综合考核中,该市与遵义市并列特等奖。

  视察团成员边听边记,时而点头,时而皱眉。

  夏庆丰讲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原副组长范小建委员首先提问。

  “你们的贫困发生率还有18.5%,就宣布7个重点县已经摘帽了,这无论如何有些说不过去啊。”他对夏庆丰所汇报的该市“7个重点县125个重点乡镇已经按照省定标准整体摘帽”的说法,不太赞同。按照中央于今年4月份最新出台的《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西部的贫困县若要摘帽,需贫困发生率降到3%以下。

  贵州贫困县摘帽的省定标准,来自于贵州省委2011年的1号文件。按该标准摘帽,“每年贫困发生率必须减少4.3个百分点”,并没有对贫困发生率作硬性规定。

  “贵州省当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减贫摘帽的办法,有效地杜绝了贫困县的等靠要思想,值得肯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委员说,“但这距中央的最新标准,差得还有些远。”

  “这种按照省定标准已经脱贫摘帽的说法,希望你们以后还是尽量不要提了。”范小建说,“这样可能会转移你们扶贫工作的注意力。”

  “脱”掉扶贫成效中的水分,才能有精确的扶贫任务清单;精准之策才能精确惠及需要帮扶的群众。在湖南、贵州两地的各级座谈会上,视察团一遍遍地叮嘱着。

  需要脱水的,还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政绩观。

  “中央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让你们修建农村公路的预算,全部用来修建农村公路了吗?”在一次意见交流会上,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高宏峰委员问道。

  “没有。”回答者实事求是。

  这也在高宏峰的意料之中。据他掌握的情况,自从中央将支持地方修建农村公路的专项转移支付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后,不少省市都从中抽取一部分钱来修高速公路了。

  “一桥飞架南北,中间出不去。高速公路是好看,可是对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带动效果可能有限。”高宏峰建议,高速公路的修建不需要太着急,“修不修高速公路,得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一路走过来,并没见高速公路上跑很多车啊!”

  在高宏峰看来,为贫困群众打通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是更为务实且紧迫的工作。

  政绩观是否脱了水,扶贫措施是否真正惠及到贫困老乡的钱袋子?在视察过程中,这是委员们十分关心的内容。

  在农村电商示范点,视察团会仔细论证,当地现在有没有必要追赶热门概念。在产业园区,视察团也一再追问,这些拔地而起的建筑是否超出了需求。

  他们想做的,就是帮地方的决策者,拧干政绩观的水分,让扶贫政策再接地气一些。

  扶贫先扶志

  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习近平总书记来过的地方。这个曾经深藏在武陵山区深处穷得叮当响的“萧条”苗寨,如今游人如织。到了节假日,每天的游客能达到上万人。

  5月8日上午,视察团来到了十八洞村。在村民施成富老人的家里,视察团与村干部、贫困户代表促膝长谈。2013年11月3日,正是在施成富家的前坪上,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

  两年多前,施成富家里连条像样的板凳都找不出。如今,屋子重新修缮,还开起了村里首家农家乐,天天都有客人来,最多的一天接待了130多位客人,足足坐满了10大桌。去年一年纯收入五六万元。小儿子施全友也娶到一个“外面的姑娘”。这些如果放在两年前,绝对是“稀罕事”。

  不仅是施成富家,整个十八洞村,处处都迸发出脱贫致富的活力:全体村民出工出力,陆续完成了通路、通水、通电任务;全村村民入股的猕猴桃基地长势正旺;妇女们组织起来建立了苗绣合作社……

  “乡亲们都憋着一股劲,绝对不能让总书记失望。”驻村的县委扶贫工作队队长龙秀林说。

  不过,当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龙秀林作为队长,带领扶贫工作队刚进驻十八洞村的时候,村民们并没有这般精气神。龙秀林给视察组讲了他刚来到十八洞村时的故事。

  当时,扶贫工作队没带来真金白银,这让乡亲们很失望,工作队原本打算召开的动员会也没开成。

  村后山要修一条机耕道,几个村民拦住挖掘机,死活不让施工。“这是我家的土坎,想要修路,有本事你们把我挖走!”其中一个抱来几拢稻草,干脆就在土坎上躺了下来。

  类似的纠纷不止一次,基础设施建设老是磕磕绊绊。这让龙秀林开始反思扶贫与扶志的关系。在他看来,再大的帮扶也都是外力,如果内力不积极,干了也等于白干。

  工作队首先搞起了村民评议,从“发展致富产业”“支持公益事业”等六个方面,让大家互相打分,并当场公布结果。根据评议结果,村里给每家每户贴上星级牌,最高的是五颗星,最少的只有两颗星。

  山里人本来就很看重脸面,通过星级化评比,村民们对公益事业主动参与的多了,斤斤计较的少了,干起事来心就齐了。

  曾因阻挡村里将电线杆竖在自家田里而在评比中位居倒数第一的施六金,经工作队介绍外出打工,有了收入、见了世面后,他的眼界和心胸逐渐开阔。前段时间,村里修建停车场占了他家一亩多地,施六金一分补偿都没要。

  视察团一路走来,扶贫先扶志的道理,在那些扶贫成绩突出的贫困村落,一遍又一遍地得到印证:贫困户在心里对如何过上好日子打着算盘,村干部对村子的生产情况了如指掌……

  “光靠干部唱独角戏,精准扶贫的路子也很难走下去。扶贫,还得先扶志。”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说。

  需坚定脱贫之志的,还有扶贫的干部。不摘穷帽摘官帽,不换状态就换人,有错无为皆问责,不为慢为就让位。在贵州,在湖南,严格的扶贫问责机制,激发着干部们的斗志。

  “一路走来,我们感受到了各级干部心系群众、干事创业的信心和敢于担当、如期脱贫摘帽的决心,更感受到了广大群众想方设法脱贫致富的良好精神面貌。这些,让我们对按期实现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目标充满信心。”在视察团与湖南省交换意见的会议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如是说。

  产业扶贫很关键

  在实施精准扶贫的“五个一批”工程中,产业扶贫排在首位。各地如何组织和引导有劳动能力的人,立足当地资源,通过发展产业就地脱贫,是视察团此行关注的重点。

  5月5日,视察团来到了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镇前光村。村子附近的小山岗上,整齐地排列着6个新建的猪舍。这正是一个通过发展畜牧业,在脱贫路上奋力前进的村子。

  在一个油茶种植基地的山坡上,视察团成员与村干部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听前光村村支书万玉文讲村里的脱贫经。

  “猪苗是温氏的,饲料是温氏的,喂法是温氏的,猪养大了温氏从养殖户手中收购后拉走……”万玉文口中的“温氏”,全名叫广东温氏集团,是我国著名的现代大型畜牧企业。2014年3月,温氏集团被引入到玉屏。

  前两年,政府给前光村修建了饮水工程,铺了公路,让前光村有了发展的基础。前光村村委会与温氏公司对接,采取“公司+支部+贫困户”的模式,由村支两委通过土地流转,把闲置的土地都利用起来建猪舍。而后轮流租给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饲养一年。

  “一户一年能养两圈,一头猪的纯利润最少200元。一年下来,最低有10万元纯收入,这一户就可以脱贫了。下一年,村委会再和另外6户贫困户签订协议。这样一批一批下来,用不了几年就全部脱贫了。”万玉文说,看到有钱可赚,又不用离乡背井,前光村已有100多位外出打工的村民陆续返回了家乡。

  “最好的扶贫方式,还是产业扶贫。”湘西州政协副主席田岚常委表示,不发展产业,即使通过低保兜底,让其收入达到了贫困线以上,也很难说老乡们过上了好日子。这也是视察团的共识。

  一路走来,两市州的产业扶贫搞得有声有色。在湖南凤凰县的菖蒲塘村,通过猕猴桃、蜜柚等水果产业的开发,201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000元,90%的参与水果产业的农户收入3万元以上;在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梵净山苗族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招聘的刺绣高手们,手把手培训留守妇女,带动了4000多名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视察团在肯定两地产业扶贫进展的同时,也提醒着一些问题。

  “产业扶贫,不一定都要搞‘高大上’的工业园区或农业基地。”欧青平表示,不少贫困户分散居住在偏远的山区,小而精的“庭院经济”可能更适合他们。政府为他们提供致富的“本钱”和市场信息,让他们饲养一些家禽、牲畜,种一些蔬菜,扶贫的效果不容小觑。

  “经济作物的种植,要注意防范市场风险。”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委员表示,贫困群众的风险承受能力本来就弱,政府在产业选择的时候,要分析好市场前景,替贫困群众把好关。他举了一个例子,某地曾大力推广种植玛咖,最终,这种长相酷似萝卜的“补品新宠”,在经历了资本炒作出的每公斤数百元的价格高峰后,还卖不出萝卜的价格。

  在国家民委副主任李昌平看来,可以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为贫困地区的特色农林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目前,农业保险覆盖的大宗农产品基本不是民族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很多民族地区的群众实际上得不到农业保险带来的实惠。”李昌平建议,给予民族地区适当的农业保险险种自定权,为民族地区种植特色农产品的贫困群众撑一把安全伞。

  “视察团将针对这些困难和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归纳,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意见和建议,并负责任地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政协进行汇报,积极争取国家更大、更多的支持,促进多方面群策群力,共同推动武陵山片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王正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