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布依族古籍概述

　　根据有关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界定，布依族古籍文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口头文献，另一类是以文字为载体，抄写或印刷成书的典籍文献。也有人从古到今形成的用布依语言和布依族古文字记录的文献资料，统称为布依族古籍文献。在已出版的《布依族古籍总目提要》前言部分对布依族古籍的范围作了这样界定：“布依族古籍丰富多彩，凡是用布依族方块文字及汉文书写的，反映布依族历史上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内容的手稿、经书、典籍、文献、谱牒、课本、碑刻、文书、楹联，以及布依族民间艺人通过口头传承的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均属于布依族古籍范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发展报告》布依族部分在此基础上将布依族古籍文献进一步分为书面文献和口传文献。其中口传文献包括摩经经文、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

布依族古籍文献可以从文字载体、语言、内容以及传承方式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分类。

　　(1)按文字来源分类：严格意义上的“古籍”均以特定的文字为载体，布依族古籍文字有三种。一是汉字及其变形。二是类类似“水书”文字，从书籍的使用场合来看，主要是摩教典籍。三是拼音文字，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拉丁字母文字，另一种拼音文字，贵州西部的布依族地区，以该文字抄录布依族摩经。

　　(2)按语言分类：布依族古籍按文献按语言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即母语古籍、汉语古籍和双语古籍。

　　(3)按文体分类：布依族古籍按文体可分为韵文古籍和散文古籍。

　　(4)按功能分类：布依族古籍文献按功能可以分为宗教祭祀类、驱邪禳灾类、择吉占卜类、人生礼仪类和生活娱乐类。

　　(5)按传承形式分：按传承方式，布依族古籍可分为书面古籍和口传古籍。

　　20世纪50年代以前，外界对黔西南布依族文献古籍方面的情况了解甚少。民国以前的贵州地方志虽然注意到了布依族(方志中称“仲家、仲苗、夷家”等)在语言、服饰、起居和婚丧习俗等方面与周边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大不相同，有的方志甚至对布依族的婚丧习俗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但对丧葬活动中布摩诵经以及经书的情况都没有提到。民国时期有关黔西南州少数民族的研究文献中也没有一篇是涉及到布依族古籍的，仅个别学者在文章中提到布依族民间存在用汉字记录本民族宗教术语咒诀，“录成经典，转相传授”的现象。因此，20世纪上半叶以前有关布依族古籍的发掘、整理和研究等各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布依族民间流行的用汉字记录布依语语音的现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50年代初，王伟教授率领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学习布依语的一批学员到贵州省罗甸县罗捆一带进行教学实习，调查并记录到了当地布依族宗教职业者——布摩用汉字记录的经书，可谓开布依族文献古籍发掘之先河。同一时期，布依族老一辈的民族文化工作者黄义仁先生等也深入到罗甸等布依族地区发掘、搜集了大量的布依族古籍作品。紧接着在50年代中期的语言普查中，又有不少布依族摩经抄本被发现。但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出版印刷条件，所发现的摩经材料没有能以其本来的面貌公之于世。一部分经过翻译、改编之后，以布依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形式整理出来，作为内部资料载于相关集子。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黔南州文艺研究室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联合编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第45集——布依族古歌叙事歌情歌，其中一部分古歌实际上就是根据布依族摩经的内容改编的。如讯河等整理的《辟地撑天》《十二个太阳》《兴年月时辰》《造千种万物》等等都是50年代中期搜集的。因此，50年代的重大成果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发现，即对布依族摩经民间抄本的发现。

　　60年代中期以后，以摩经为代表的布依族文献古籍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文革”期间大多数宗教活动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禁止，布依族民间摩经抄本也被视为“四旧”的产物而遭收缴、焚毁，多数地区的摩经都在这一时期被附之一炬。学术界对摩经的发掘、整理也基本停止。直到70年代末期，“文革”结束以后，作为布依族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布依族摩经的搜集、整理和翻译研究工作才逐渐得以恢复。

　　从80年代初开始，为了配合布依族新文字方案的试行推广，黔西南州依族聚居的有关机构便着手对布依族摩经文献古籍的发掘和抢救，翻译整理出一批摩经。如伍文义在布依族摩经古籍调查和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与兴仁县王开吉、王国佩合作翻译整理的贵州省兴仁县明光村《接龙经》和《敬官厅经》。

　　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黄义仁、黎汝标等学者对流传于黔西南部分地区的布依族摩经和其他一些文献古籍进行了搜集，经整理翻译后的古籍作品约70多万字收入1998年出版的《布依族古歌》中。该书所收的古籍一部分采用汉字注音原文、新创布依文、国际音标和汉语直译四对照的形式，为学术界研究布依族语言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除《布依族古歌》以外，90年代还先后正式出版了《安王和祖王》和《古谢经》，这些作品的问世，可以说是布依族文献古籍翻译整理成果丰硕的时间。

　　1997年由韦兴儒、周国茂、伍文义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布依族摩经文学》收录了“开天辟地”“造万物”“造物与造神”“十二层天十二层海”“祖王与安王”“射日·洪水”“驱虫记”“转场”“开年歌”等15篇译自各地摩经中的宗教典籍文献，该书仅有汉语译文，未附原文和逐字对译，而且多数篇目都进行了艺术加工，与原文不完全相符。

　　黄镇邦和霍冠伦( Stephen Hoff)搜集于望谟县蔗香乡林楼村并整理翻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布依摩经—母祝文》是超度母亲亡灵专用的一种经文，民间有手抄本，编译者采用原文(方块布依字)、新布依文、汉语、英语四行对照的形式出版，具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

　　黔西南州民族研究中心在2011年和2012年完成《黔西南民族研究》(古籍卷一、卷二)收录了黔西南州布依族古籍研究文献。

　　王玉贵和刘衍芬收集翻译整理的《布依族摩经—“王母圣经”精华选编》，该书为便于大家了解望谟布依族“摩经”——“王母圣经”的概貌和重要价值，抢救、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和展示“中国布依城”的文化内涵。

　　当前，黔西南布依族古籍的抢救和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有：一是相关职能部门对民族古籍工作缺乏了解和认识，对民族古籍与古迹概念至今还分不清;二是机构不全，人才缺乏;三是对少数民族古籍特别是布依族古籍抢救、保护工作的投入不足;四是布依族古籍的抢救、保护是我州民族文化建设的基础，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五是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从民间根基便势单力薄。

　　笔者在调研座谈交流过程中，专家、学者都普遍认为，黔西南州少数民族口碑古籍资源，虽然很丰富，但也很脆弱，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大多处在濒危状态中。从以下五个方面来保护。

　　一是提高对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口碑古籍是民族文化建设基础性工作的认识;二是加强少数民族古籍抢救、保护工作的力度;三是加大少数民族口传古籍传承人的抢救工作力度;四是加强对布依族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人才培养;五是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经费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