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说》丛书六百年建省史的一种“贵州表达”
2013年，贵州建省六百年的历史节点。六百年沉淀的贵州精神、贵州形象、贵州文化到了进行“贵州表达”的最佳时机。作为全省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龙头的省会城市——贵阳行动起来。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说好故乡事，话与他乡知。在贵阳市委宣传部的具体安排部署下，贵阳市委外宣办、市政府新闻办、贵阳日报传媒集团联合市文联、省文史馆等部门共同策划，在贵阳日报上推出纪念建省六百年的“黔说·城记”和“黔说·城迹”的文化专题。专题首次以“城”为单位“观照”一方的文明史，赢得了全省黔籍文化名人的广泛参与，在“黔说·城记”专题上他们充满个性的视角，打量着家乡城市的历史文化大格局；本报记者化身实地踏访的行者，他们丈量土地的行迹呈现在“黔说·城迹”上。
两个专题相应结集为《黔说·城记》、《黔说·城迹》，于第二十四届书博会在贵州召开之前出版。“《黔说》系列丛书是对六百年贵州精神、贵州形象、贵州文化进行鲜活表达的文化读本，对内有助于贵州人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增强对家乡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构筑精神高地；对外有利于深度的推介多彩贵州爽爽贵阳。”《黔说》系列丛书主编、贵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萌说。
策划者说 参与构建贵州地方文化谱系的新尝试、新突破
“近些年来，‘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可以说是贵州付诸实践最多的文化命题之一。《黔说》文化专题及其成果《黔说》丛书，在践行这一文化命题的方式上进行了新尝试，并取得了新突破。”贵州省作协副主席、贵阳市作协主席、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戴冰如是说。2013年，他是《黔说》文化专栏的主要策划人。
戴冰告诉记者，在报媒上呈现六百年的建省史，会受到版面、受众、表达方式等多方面的限定，但恰恰是在“化限定为特点”的过程中，成就了“黔说”的“新”。
尝试让贵州地方文化走向大众
时间倒退回至2003年。那年，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其主编的《贵州读本》一书中，正式提出了“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的命题，提倡“用自己的语言，真实而真诚的描写我们自己”；几乎同时，我省著名文艺理论家何光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
这“一体两说”的文化命题，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得到了本土文化各个层面的践行。学术层面，大量的乡邦文献得以整理、出版，为学术研究输入了新鲜的养分，且直接滋养了“黔学”这一彰显贵州地域文化主体性的新学科；文学层面，“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成了许多本土作家的写作的自觉追求……即将在第二十四届“全国书博会”上亮相的2000余种“黔版图书”中，多数都和贵州多彩的地域文化有关。
戴冰所在的贵阳市作协也推出“图书方阵”参加“书博会”。他发现，“图书方阵”中的三种四套丛书，不论是首套以博文方式反映某一特定地域人文地理、风俗民情的丛书——《博文贵阳》系列丛书（第一辑）、（第二辑），构建文学史上贵阳叙述的丛书——《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1980-2010》，还是三个老贵阳联手谈贵阳的《旧时贵阳》丛书，无不是在认识贵阳这块土地，与会的个人作品集也不例外。“这批书集结了贵阳市作协近几年来的主要作品，是这些年来贵阳文学叙事的一个整体缩影。”戴冰说。
仅此一例，足见“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两个文化命题在贵州文化界的影响。“但站在传播的层面，我们‘认识’与‘构建’地方文化的方式，不妨多些再多一些。”戴冰尤其关注的是，如何让那些看似冷僻的、艰深的地方文史知识进入寻常百姓家。在他看来，在报纸上开设“黔说”文化专题，成体系的面向大众介绍贵州主要城池的六百年，为“贵州地方文化走向大众”提供了尝试的契机。
戴冰坦言，在策划过程中最难的是寻找并确定合适的“表达方式”。“现存有大量地方史，其写法多是纯客观、说明性、描述性的宏大叙事，这种传统的表达方式不适合大众阅读。我们要从中寻找缝隙，寻求突破。”
戴明贤先生《一个人的安顺》一书中的篇章，成为剖析的样本。几经探讨，编委会最终以“一个人的城市”的视角进行约稿。对此，戴冰要求作者在写稿过程中做到四个结合：“一、主客观结合。强调基于个人视角的个性化表达，通过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身所历的个体感受，结合地方志，夹叙夹议地状写一座城市；二、个人性和公共性结合。从个人的小视角切入，以实录的方式提供鲜活的细节，反应一座城的历史文化大格局；三、文学性和文献性结合。行文上提倡非虚构的文学笔法；四、当下性与历史性相结合。作为书写单位的“城市”，同时也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空间单位，透过“城市”即可看得见当下的城市化进程，又看得到过去农耕文明的遗迹。立足城市，即可左右逢源、前后观照。
“要做好这四点，需要作者具备双重身份：既是作家，有写美文的文笔；又是地方文化的爱好者、研究者。”戴冰说。通过作协系统和文史馆系统的找寻，一批合适的作者拿起笔来。短短半年时间内，共收集到黔籍知名文史家、作家散文专题作品二十一篇、纪实类作品二十余篇，共计文字四十万字、图片三百余幅。
戴冰说，每位作者都在通过个人记忆为贵州的集体记忆凑一份子。这种表达方式，让他想起了俄罗斯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里讲述的一个故事：一位老清洁工把首饰作坊的尘土收集起来，并从中筛出金粉来，最终打造出一朵完整的“金蔷薇”。
戴冰由此引申说，每个人的记忆于集体记忆而言就是一粒粒的“金粉”，但聚集起来就是一朵“金蔷薇”。“由所有记忆结集而成的《黔说》系列丛书，在所有构建贵州地方文化谱系的作品中就是这么一朵‘金蔷薇’。”他说。
写作者说 为贵州的集体记忆凑一份子
史继忠（省文史馆研究员、著名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黔说》视野开阔，新意频出
现年77岁的史继忠老师，生在贵阳，长在贵阳，是个地道的“老贵阳”。用他的话说，“过去的老贵阳城长什么样子，我都亲眼见过。”1981年从云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回到贵阳从事地方志工作，任省的地方志副总编，管理和编撰全省各种志书，出版和贵州地方文化的著作一二十种，是公认的“贵州通”。
在“黔说·城记”文化专题中，史老师是写贵阳城六百年历史最合适的人选，情感积累和文史积累都足够了。“等真正动笔时，发现这些积累汹涌而来，如何选择有些犯难。”好在整个文化专题的稿件要求以作者个人的见闻、体验为切入点，史老师调动了自己的记忆图库，老贵阳的衣食住行，婉婉写来。
与此同时，《贵阳百年图鉴》和《漂移的视线》两本大型画册中丰富的图像资料，起到了激活、触发他记忆的作用。“《贵阳百年图鉴》把贵阳20世纪的百年风貌永远固定在形象、生动、真实、富于冲击力图片组合的画卷上，这部书可帮助人穿越回到老贵阳城；《漂移的视线》中的照片，是一百多年前贵州风土人情的真实写照。这些照片由当时的一名法国人拍摄和收集，大概是现存关于贵州最早的图片资料了。其中，这位法国人拍下的老贵阳是这样的：正月立春，街上广结彩亭，幼童着戏装扮演剧中人物故事；暮春三月，花溪河边风景如画，有石拱桥架于堤坝之上；郊外布谷鸟叫，农夫带着竹笠在田间割稻，一派田园牧歌景象……”史老师说，他平生写了第一篇以视觉、图像、记忆为基础，辅以文献材料佐证的文章。“文章出来后，我都没想到自己能在很多地方写出了新意。”
“充满新意”，也是史老师对《黔说》丛书的评价，“这是在表现手法上不因陈袭旧，在眼界思维上开阔灵活的结果。”他告诉记者，写地方史最容易陷入套路中，不管是写人还是写事都喜欢重复写一些老题材，意义不大。“但《黔说》深入挖掘出了一些不为人知，但在贵州文明史上又有独特意义的人和事，新意频出。这点尤其值得学习和发扬。”
王尧礼（贵州文史专家）：《黔说》谱写了较为完整的贵州知识谱系
“黔说”文化专题特约策划之一、贵州省文史专家王尧礼先生坦言，所有的写作最难的就是框架结构、表达方式，而“报纸专版策划更要费心，因为是面向普通读者，不像个人著作那样可以自说自话。”相关方面经过多次讨论，才定下以个人视角切入大历史，古今纵横，专家写作与记者采访相结合、散文随笔、文图并重的架构、方式和文体。
“在邀约合适的人写稿的过程中也遇到过麻烦，有应约写稿的人对我们的策划不够清楚或不够适应，文章不够到位，得反复加工。好在越到后期，情况越来越好。”就“黔说”文化专题最终呈现的结果，王尧礼先生较为满意。他说，“‘黔说’及结集成书的《黔说》，从贵州九座中心城市的发展史为主来认识贵州，采取的是以点带面，以个性见共性的方式。贵阳是省会，贵阳的历史离不开府州县，各府州县的历史也与省会密切相关密切相关，两者的知识连在一起，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贵州知识谱系。”
冯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贵阳市乌当区作家协会主席）：“黔说”为解开世纪“成山之谜”提供了契机
2013年7月，在纪念贵州建省六百年之际，《贵阳日报》开办的“黔说·城记”栏目向冯飞约稿。“写乌当城，篇幅为一万字。其中唐家顶子与成山的关系，注定是绕不过的。利用这一契机，我开始重新审视‘成山之谜’。”冯飞开始寻找实物证据。
早在1993年，还是青年作家的冯飞就为“成山”的具体位置而苦恼。
贵阳“成山”，一个在地图上并不存在、当地百姓闻所未闻的地名。在过去的百余年间，贵阳唐氏的后裔和文史专家却一直在寻找它。原因很简单，“成山”是筑城“三大家族”之一、有“唐家的顶子”之称的贵阳唐家的家族祖墓，是一块圣地。但在学术史上，“成山”的意义又超越了地名，它是一个世纪大家族的文化象征——学界“成山文化”也由此而命名。“成山文化”不仅仅是唐氏一家的家族史，也是贵州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山’是唐家先辈刻意起的名字。出于保护祖墓的考虑，‘成山’的具体位置秘不示人，仅有唐氏族人及至亲好友——如郑珍、莫友芝、张之洞等人所知。”冯飞说。随着老一辈人的去世，在历史乱离中花果仅存的唐家后裔，也找不准“成山”了。“‘成山’的具体位置决定着‘成山文化’研究的具体方向。”2006年后，冯飞开始断断续续的寻找“成山”，但苦于缺乏实物证据。
经过近8个月的努力，2014年3月21日，冯飞和他的同事发现了一块残碑，碑文落款为“郑珍书”。随后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阳唐氏”的祖墓群所在地“成山”位置确定。
编辑者说 为《黔说》开设一套新的丛书
作为贵州出版集团的资深编辑，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谢丹华女士经手的书已难以统计。这次，她担任了《黔说》丛书的责任编辑。
“从‘黔说’文化专题策划之初，出版社这边就决定编辑成书。”但她拿到书稿时，她眼前仍是一亮：“‘黔说·城记’虽说是众人‘摆古’，腔调虽不尽相通，但最终的写作文体和写作落脚点却是相同的，即：以个人记忆带出集体历史记忆，认识脚下的土地。记者在‘黔说·城迹’中带着读者一步步深度体验，整个过程充满现场感以及文化的温度。可贵的是，部分城市还全程录像，制作成视频放在新媒体网站上，形成报网有机互动。”
报纸上的文化栏目，相应整理成《黔说·城记》、《黔说·城迹》两部图书。根据对两部书的理解，谢丹华还特意开设了一套新的丛书：《最贵州文化读本》丛书。两册《黔说》是这套丛书的头两部书。她解释说，《最贵州文化读本》丛书立足贵州，重点突出一个“最”字，力求挖掘、展现最具贵州文化独特性，能够成为贵州符号性的文化现象。在内容上突出原创性，在思想上、风格上或是形式上追求一定的创新性，避免成为市场上同质化泛滥的一般介绍性读物。在整体风格上，突出现代性和时尚性，同时增加理论分析深度，增加丛书的文化厚重感。在选题范围上，除突出贴近性，贴近贵州本土生活外，注重开放性和兼容性，广征博取，繁中求精。
《黔说》出版后短短几天时间里，其封面设计、装帧，内容编排都获得了良好的反馈。谈及此，谢丹华笑着提醒说：“《黔说·城迹》一册里有些篇目增加了二维码，读者在阅读文字之余如果有兴趣还可以扫一扫，通过视频亲身感受记者实地行走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