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面孔待客” 读《通用规范汉字表》随想

16.02.2015  16:37

——读《通用规范汉字表》随想

钱伯城

从发布会说起

2013年8月27日,耗时十年易稿九十余次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正式启用,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情况。这是一件大事,也是大新闻。第二天,全国大小报纸都在要闻版做了报道。《东方早报》用一个整版,并配发相关资料和延伸阅读,方便读者了解此一可称建国后第一份汉字简化总表形成的来龙去脉。《早报》素常擅长用标题作点睛之笔,突出报道主题,此次亦不例外。版顶两行黑体大字:

通用规范汉字表

没有恢复一个繁体字

点出了推行汉字简体化,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坚定不移的国策。眉题两行用二号仿宋:

教育部发布会称“坚持简化字完全正确

与会官员指出,汉语走向世界也需要标准

点出了随着硬实力(经济、国防等)的增强,汉语简体字这个软实力也将以规范的标准,成为国际通用重要语种之一,走向世界。

我做出版、编辑工作,数十年与汉字繁体、简体打交道,对语言文字的兴废起落,对一段时期以来社会民间用字乱象丛生现象等等,历历在目;对这次汉字简化规范字表的公布实施,自然倍加关切,举双手赞成。因年老不谙电脑,获知公布消息后,赶紧托人自官方网站下载全文,用B2型纸,共一百三十八页,装订成册,逐字阅读。下面读后随想,卑之无甚高论,公之于众,聊备一说可矣。

附带一提,在写此文时忽看到《早报》近日每天以半版至整版篇幅,用两行特大黑体,登出2014年“欢迎订阅”的广告用词:

纸媒未死

我们邀你读到地老天荒

这个广告标题做得好,如此与众不同,如此符合我们这样老年读者群的心愿!特在这里附上一笔,博同好朋友共赏。

汉字简化,稳定当头

8月27日教育部字表发布会的主旋律,我的总感觉是气势昂扬,洋溢着中华民族的自豪与自信。我注意到《早报》报道中,代表教育部主持会议并发言的官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张浩明;代表专家学者发言的是中国社科院文史哲学部主任江蓝生和字表研制组组长王宁,王应是实际操作负责人,但江是他的上司。

发布会的报道,虽未分列发言先后,但从发言者的身份和口气来看,张浩明司长有两次讲话,开幕辞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简化字的国际声誉也在逐渐提升。根据文字使用的社会性原则,坚持简化字是完全正确的。”闭幕辞说:“此次公布的字表是信息化时代汉字规范的新起点新发展。”“社会通用层面字量需要尽快扩充,常用字需要重新遴选,网络用字亟待规范,汉语走向世界也需要标准。”接着,江蓝生学部主任强调:“汉字是中国文化基石,通过字表发布,倡导认识规范汉字,能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他们的讲话,说明字表还将扩充,常用字亦将增加,速度也要加快。

与高层官员向前看政治任务要求稍有不同,字表研制组组长王宁的讲话,就繁体字、自造字与异体字三个方面的收录取舍,作了汇报,内容比较具体,在发布会上首先指出:“维护汉字的基本稳定是《通用规范汉字表》制定的重要原则。”确认了“”字的重要性,是一个关系汉字简化成败的原则问题。王宁说的这一“重要原则”,是遵从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批准的汉字简化方针,“约定俗成,稳步前进”,并据此方针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于1956年1月28日由国务院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方案公布后,分四批推行,推行顺利。”(此据《早报·延伸阅读》转载苏培成教授文章资料)

王宁这次指出的汉字简化原则“维护汉字的基本稳定”,也就是国务院通过的汉字简化方案的“约定俗成,稳步前进”总方针。“约定俗成”指慢慢来,不着急;“稳步前进”指步子稳,不冒进。应该看到,这一汉字简化的“八字方针”,经历的是一条漫长的“约定俗成”与捎带强制性的规范演化之路——自1956年至2013年——几乎长达近六十年之久,迄今尚有争议的过程。

当代汉字简化经验谈

这个过程,有成功的经验。王宁的汇报说: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字简化改革,推行半个多世纪以来,方便了认字写字,加快了成人扫盲步伐和教育普及,简化字已经普及。

此外,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华人社会也以简化字为正字标准,国际组织多以简化字为规范。

当然,也有受挫的经验。王宁说:“近年来,汉字简繁问题争论再起,甚至有人提出恢复繁体字。”即与本文前述所说“一段时期以来社会、民间用字乱象丛生现象”有关。这个受挫的经验,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未见提及,《早报》的延伸阅读的转载文章中,也未见一提。这就是1977年12月发表的由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及随同发布的简化字第一表和第二表,提供有关方面“试用”;接着,不到一年时间,又由中国语委打报告国务院“予以废除”一事。

我手边恰好保留了一份自网上下载的1986年9月28日《人民日报》专稿《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材料》,引用新华社北京1986年9月27日电,国务院1986年6月24日批转《国家语委〈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的通知,可以了解此中原委。现即将当年新华社电文第一部分引录如下:

国务院最近发出通知,同意并转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决定从现在起停止使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强调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

国务院的通知指出,当前社会上滥用繁体字,乱造简化字,随便写错别字,这种用字混乱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国务院责成国家语委尽快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订各方面用字管理办法,逐步消除社会用字混乱的不正常现象。

国家语委在给国务院的请示中说,收在1964年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表》的两千二百多个简化字需要充分消化和巩固。考虑到汉字形体在一时期内需要保持相对稳定,对社会应用和纠正当前社会用字混乱现象较为有利,经过反复研究,建议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予以废除,今后使用简化字,一律以《简化字总表》为准。《简化字总表》将由国家语委重行发表。针对当前社会上滥用繁体字和乱造简化字比较严重的现象,以及使用汉语拼音也存在不准确的问题,国家语委在请示中还对社会用字作出了如下规定:翻印和整理出版古籍,可以使用繁体字;姓氏用字可以使用被淘汰的异体字。除上述情况及某些特殊需要者外,其他方面应当严格遵循文字的规范,不能随便使用被简化了的繁体字和被淘汰的异体字,也不能使用不规范的简化字。

新华社电文还报道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第一、二表的施行和处理情况:

由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经国务院批准,于1977年12月20日在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报纸上发表,在全国征求意见,其中第一表的简化字在出版物上试用。1978年4月和7月,原教育部和中宣部分别发出通知,在课本、教科书和报纸、刊物、图书等方面停止试用第一表的简化字。但是,这个草案并未废止。几年来,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征求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并对这个草案进行了多次修订。但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社会上或学术界,对要不要正式公布、使用这批新简化字,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我们认为,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和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中的简化字已经使用多年,但有些字至今仍不能被人们准确使用,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和巩固。同时考虑到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这对社会应用和纠正当前社会用字的混乱现象较为有利。

但是,正像泼出去的水难于收回,又像经济学规律说的“劣币驱逐良币”那样,发布出去的汉字简化字,立刻为社会和民间所吸收,不大容易收得回来了;不仅如此,由此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类推字、会意字、新造字,加上繁体字、错别字,造成用字混乱现象,延续至今。从我本人来说,也是这一“乱象”中的一个参与者。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这次不是较仔细阅读这本新的总字表,并对照1986年9月28日《人民日报》专稿《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材料》,我还真不知道若干年中我日常书写并作为“规范”汉字简体的■(勤)和■(感)这两个字,恐怕还不止这两字,竟是不规范的“新造字”呀!

我想经历过1977年至1978年这场汉字简化挫折的人,一方面会拥护赞成这次公布的新字表,同时也会希望今后的汉字简化过程,将以此为戒,不赶任务,不求速求多,不搞大跃进,小跃进也不搞。1977年12月拟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及随同发表的第一、二表简化字的短暂试用与废除,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教训。常言道“欲速则不达”,用在汉字简化的过程来看,正是合适不过了。

莫让“满街都看冷面孔

前文曾引用张浩明司长在发布会上的一句讲话,“常用字需要重新遴选”,如果也包括这次公布的汉字简化所选用的常用字字表之内,那么一字兼用或多用而发生歧义,因而造成误会或尴尬局面的现象,恐怕不在少数。

这里试举一个“”字为例。

记得两三年前(年份记不清了),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入夏季节一位台湾游客来上海,见街上一些面食馆,无一例外都在橱窗内外,用大字贴出“冷面”二字,便对上海朋友说:“怎么上海人都用冷面孔待客呀!”这位台湾客人可能说笑话,也可能真的弄不懂这个面孔的“”字,竟会是“”的简体字——麦粉压制成的面条——除了发音相谐外,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去呵!

但是对根本不理解汉字奥妙所在的外籍人士来说,譬如现今遍布全球的一百多所孔子学院的学生,他们如果只懂冷面的“”是可以吃的面条,而不知道同时也是面孔的本义,恐怕又会走入另一误区。一个完整的汉字,从外形至内含,具有一种意象美,如笑哭二字,在我一个老年人眼中,便立刻会有一个笑逐颜开或双目含泪的意象出现。但对于初学者说,却是难事了。

我查看这次发布会的新字表收的“”字,笔画检字“九画”(113页),叙列号1455,属一级字表(16页),但在《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对照表》(61页)中,只有繁体字(麺)和异体字[麪]的对照,而无“”字本义的注释或说明,更不见“”字的独立存在与地位。

我看像“”字这种一音多义类型的字,如胡须的须,理发的发,前后的后等等,主持新字表的领导官员和研制组是不是可以考虑也来“重新遴选”一下,找一个妥当的处理办法呢?

白话文与简体字,缺一不可

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但文言文并没有被消灭;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汉字简化取代了建国前盛行的拉丁化新文字(即拼音化)运动,繁体字也没有被消灭。文言文与繁体字,该用的时候就该用,不受拘束或限制,“约定俗成,稳步前进”,这就是1956年国务院通过的《汉字简化方案》关于汉字简化的总方针。我的理解,这对文言文的处理也是同样适用的。但是,同样道理,如果要达到王宁组长说的“文字简化改革,推行半个多世纪以来,方便了认字写字,加快了成人扫盲步伐和教育普及”的目标,是不能离开白话文这个载体的,二者缺一不可。

我做编辑、出版工作,理应遵守和执行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而且我也是赞同这项方针、政策的。

反右”运动后的1958年,我所在的古典文学出版社改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内设一、二两个编辑组。我属第一编辑组,组长李圣传,是从上海文化出版社调过来的;副组长胡道静,是原古典文学出版社老同事,也是相知老友,相处甚洽。

我接手的第一批文稿就是由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主编的明人传奇丛刊选本,从著名的荆、刘、拜、杀四大名著起,大概有二三十种吧。每本有正文、注释、标点,正文、注释用繁体字,标点用新式标点;书前照例有一篇两三千字的序言,介绍本书作者、内容及版本流传情况,照说应由主编撰写。但实际交来稿子,大抵是由助教或学生们代写的,必须大加修改;那时出版社与作者间的沟通交流,仅靠邮递往来,极费时日。我便与道静商量,序言不如改“出版说明”,由出版社署名,初稿由对方提供或由出版社代为撰写。这个建议得到王季思教授同意,而且全部委托我们代为撰写。下一步,我又跟道静商量,这套选本正文、注释部分全部用繁体字,这是古籍需要;为了响应国家推行汉字简化政策,这篇出版说明则可用简体字排印。道静不假思索,立刻说“好好”。朋友相交,什么叫“志同道合”,这就是了。

所以,在这套古籍选本里——也可能是唯一的一套古籍选本——汉字繁体与简体是共存的。可惜这套书的样本,我一本也没有。“反右”之后,责任编辑的“样书权”很快被“反浪费”名义取消了。不知出版社资料室还有没有几本留存。如果有人写上海出版史,或许也可成为一项史料。

2009年8月,我应邀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胡道静文集》写推荐语,写了三条意见,第三条说:“道静先生与我相交五十年,是老友兼老同事,彼此相知甚深,但‘相知在事业,相忘于江湖’,工作时朝夕相对,私下交往并不算多。然逢各自落难之日,交情乃见。我们在最困难的不敢觌面交一语的日子里,默契一条做人底线:一、决不落井下石,卖友(或师)求荣;二、决不狗咬狗(指批斗会和大字报),邀功请赏。”以上因胡道静先生也是一位推行汉字简化政策的拥护者,连带写在这里。

[附记]这篇随想原拟为新字表的检索也提供点意见,小题目有了:《索引问题:拒用四角号码之谜》。试想四角号码,不过一个学术工具,如何使用,“白猫黑猫”,“姓社姓资”,全在使用者手里,何以如今宁可固守费时费神的笔画检字法,成了一个带谜字的问题?再一想,或未免老生常谈,故暂从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