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迎宾礼仪60年之变迁

21.10.2015  15:16

  迎宾礼仪是展示我国形象的第一窗口,回首迎宾往事,是我国礼宾工作的重要内容。1965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来到外交部礼宾司,几十年间国宾接待、迎来送往是经常性的工作。回首迎宾往事,迎宾礼仪从大操大办到今日科学规划,从容自如,尽现大国风度,折射出一个新兴大国从诞生到前进,再到崛起的坚实步伐。

  我国迎宾礼仪大体上分为4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当时的历史特点。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大规模、高规格

  “大规模”指迎接国宾时动员大规模群众夹道欢迎,组织数万人民群众参加欢迎大会;“高规格”则是说我国出面欢迎的领导人级别高、人数多。“大操大办”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新中国创建之初,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遏制,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立场。这一时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亚非国家以及少数西方国家。中国对外交往范围有限,经验不足,在接待贵宾时,不惜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认为高规格、大规模是对国际友人真诚友好的表现。

  1952年,蒙古最高领导人泽登巴尔访华,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接待外宾

  1952年,新中国成立3周年前夕,蒙古最高领导人决定访华,这是中国第一次接待国宾。9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党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到达北京南苑机场。泽登巴尔的随行人员共4人,即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恩·拉姆苏伦、外交部总秘书普尔布扎勒、东方司副司长都勒布尔金、泽登巴尔的秘书乌勒吉巴雅尔。另两位成员——教育部长巴·锡林迪布、驻华大使博·贾尔卡赛汗已先期到京。

  蒙方全团共7人,中方到机场迎接的部长级以上官员却有18人。他们是政务院副总理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抵达北京时,从机场到迎宾馆有50余万人民群众欢迎,万人空巷。

  1956年国庆前夕,印尼苏加诺总统访华,受到高规格隆重接待

  大规模、高规格接待国宾,在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时达到高潮。1956年国庆前夕,中方派专机把苏加诺从蒙古乌兰巴托接来,中国外交部副外长和礼宾司长出国前往迎接。抵达北京西郊机场时,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120多人前往机场迎接,机场组织群众1万多人欢迎。毛主席陪同苏加诺总统乘敞篷汽车,从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下榻勤政殿),长达20公里的道路两旁,有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陈毅副总理等陪同苏加诺总统访问了沈阳、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均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上海夹道欢迎的群众多达50万人。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自南苑机场乘坐敞篷汽车到中南海(下榻勤政殿),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受到数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接待部门准备了中、苏国旗7.5万面,鲜花2万束,分发给群众欢迎队伍。访问上海时,除了22万人夹道欢迎,还在文化广场组织了20万人欢迎大会。

  1959年9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三军仪仗队

  1959年,也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访,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4位领导人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领导人来访,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中国大规模的群众迎接场面,高规格高礼遇以及细致周到的接待,给贵宾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中国争取朋友、扩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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