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着柳青的脚步书写农村

▲柳青

■祖伯光

“旧庙”所形成的气场和文脉,它的流向不仅深刻地影响了陕西作家群,产生了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名家名作。同时也影响着新闻界。

我与作家柳青并不认识。1953年他毅然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在陕西镐河边上的皇甫村选择一个旧庙,一蹲就是14年。他在这里板凳坐得十年冷,创作了《创业史》和一大批散文杂感之类的作品。他的这一壮举让我敬佩不已。

“旧庙”所形成的气场和文脉,它的流向不仅深刻地影响了陕西作家群,产生了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名家名作。同时也影响着新闻界。

去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召开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报》曾转载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一篇文章《与人民同心　与人民同行》。她除了提到柳青的《创业史》之外,还特意提到近读柳青《1955年秋天在皇甫村》《怎样沤青肥》《耕畜饲养三字经》等散文杂感。她说,这些文章“让我了解到了一个作家所思所想,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如何使农民过上好生活上。”

早些年,柳青的这些作品,我曾阅读过。其中一些生动细节使我铭记于心。连同新闻界前辈的名篇佳作,成为我每次下乡采访的范本。这次,铁凝的提示促使我再读柳青的这些文章,回望我记者生涯中学习柳青书写农村的一段经历。

那天,我来到上海图书馆,传送带迅速把1955年12期《人民文学》合订本传给了我。翻阅着距今已经60载的散文《1955年秋天在皇甫村》,今天读来仍是那么鲜活。

我仿佛跟上柳青,来到他曾描述的皇甫村热闹的打谷场上。太阳西沉,胜利合作社共产党员董廷华小心翼翼抱出一个四灯的直流收音机来,音乐飘荡。他叫大伙回家吃饭,可是没有人走。都说:“我们听听北京今儿说些什么。”50岁的陈恒山坐在作家跟前说:“我就爱听这个盒盒说的话,听一天也不腻味。”“这就是替毛主席传话哩”。不过他不爱开会,社里打发人叫他,他却“大咧咧地睡在炕上,搂着娃吸旱烟”。整个皇甫村到处是扩社建社的声浪:聋子比比划划要入社；凭着人强马壮要和合作社比试的人也道截路拦找干部要入社。多少人还在掀社门,不得已开了点缝却涌进来十几户。作家柳青不禁感叹:“好大的气概!这是1955年秋天中国的乡村吗?这是我已经住了三年的皇甫村?”不过,当时作家冷静思考预见到:“一点一点清除人们意识中的私有制残余,并不比把他们吸引到这条路上更容易啊!”

柳青在这篇仅有几千字的散文特写中,为特定年代1955年的农村立了传,是不可多得的一篇农村“史话”。

从1955年到1980年前后,农村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的25年中经历着怎样的变迁,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从此,我学习柳青“在场”的精神和农民贴近,写下了若干篇农村口述史。

1979年春天,我到甘肃“苦甲天下”的定西采访。当我来到李家咀大队时,看到有的社员吃着“返销粮”,穿着救济的黄衣裳,我被眼前贫困状况震撼了。当即写下《李家咀大队农民座谈纪要》,提到农民强烈要求改变生产责任制,呼吁自留地种啥、养猪养羊不要再限制了。这篇纪要传到省委,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宋平立即批示给省委各常委传阅,他让领导们也听听来自底层农民的声音。同年6月,我辗转来到陇西,访问了几个公社,随笔写下了几千字的《陇西行》。这篇来自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口述所涉内容包括:农民苦、富的不敢富、饲料地该不该划、政策兑了现活计争着干。期间,正赶上宋平同志下乡,他对我说,你写的这篇东西能不能让我也看一看。回省上,他立即批示给常务书记、省长一阅,“这是新华社记者写的,很值一看。”因为省上正在谋划和开展在农村怎么解放思想、尽快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活动。

对于朴实农民的诉求,让我总有一种企盼:什么时候也能写出像柳青1955年秋天在皇甫村那样的散文特写。也给农民立个新传。

机会终于等到了。1980年春节,雁滩公社一个被我经常接济的学生来家拜年。他穿着一身涤卡新衣服,让我眼前一亮。他高兴地说,他们农村实行两个生产责任制后生活都好过了。没几天,雁滩公社组成的大型“社火队”,敲着传统太平鼓,唱着太平歌,踩着高跷来到兰州的大街小巷,庆贺着党的好政策,还到省委大院为领导们耍了社火。我随着人流激动地流下眼泪:农民经过多少苦难才有了今天啊!

从此,我每天骑上自行车到这个位于黄河中心的岛上去采访,在田间地头、塑料大棚前找农民聊天,收集他们的故事和细节。尤其是从合作化时期就当社长的马锡录竟与我谈了大半天。仿佛让我听到了农村前进的脚步声。生动的农民话语让我改换惯常的通讯写法,就写农民的问答录。把农民的话原汁原味搬上去。题目也是仿照柳青的题目:《1980年春天在雁滩》。他写秋天,我写春天。

春三月,正是大雁在雁滩落脚的时候,我提出了五个题目让农民用口语做答。他们说,党的政策有着调动千军万马的力量,现在农村又有合作化时期那股劲头了。马锡录抚今追昔地说,过去春节不放假,当干部的催呀叫呀,活还干不到头里,而今不同了,农民假没少放,亲没少串,戏没少看,活计样样也没落下。记得当时河南老作家李准在《人民日报》上也写过一篇特写《初春农话》,其内容大同小异,农民的农话竟也差不多,再次说明两个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大得农民的人心。

雁滩的稿子发到新华社,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针对当时社会上对农村政策不同的议论,激情地加了长长的编者按。稿件播发后《人民日报》等报刊很快刊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全文播放。新华社的《新闻业务》刊登了评论《农村大好形势的生动画卷》。稿件先后被评为新华社一等好稿和全国农民好新闻。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在经过29年以后的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由新闻界评出的60年60句流行语中的“万元户”经查竟是《雁滩的春天》最先披露的。因为我在稿件中写到雁滩社员李德祥一家有六个劳力,农业生产加上副业的总收入达一万多元,成了当时远近闻名的“万元户”。

在一次通讯员大会上,大家问我雁滩一稿是怎么写出的,我说就是学习柳青,受到《1955年秋天在皇甫村》启迪才写出《1980年春天在雁滩》的,不过时代不同了,我是填上了新时代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