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铭记：60载风雨祭英魂

新华网香港４月１８日电（记者闵捷 黄歆）当８８岁的黄作材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这位神态安详、双目炯炯的老人，与他的大哥、６０年前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牺牲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竟是如此相像，而在他追忆中的与大哥一起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的日子，以及“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１日中午，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１１人，乘坐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途经雅加达转赴万隆。当飞机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时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新华社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李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杜宏等８名中国记者遇难。他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牺牲的第一批新闻记者。

６０年后，亚非领导人会议又将在印尼举行，与会领导人将重访万隆，重温当年亚非领袖的“历史性步行”。记者费尽周折在香港沙田寻访到黄作梅的弟弟黄作材，并联系到在北京的当年万隆会议的亲历者钱嗣杰，黄作梅之子黄伟健、沈建图之子沈忆敏等。通过他们的回忆和缅怀，祭奠６０年前“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

黄作材的家位于香港沙田沙角村，他与夫人梁鸿儒老两口自１９８９年以来一直住在这里。摆了两张床的居室有些拥挤，但收拾得干净整洁。黄作材是黄作梅的五弟，从１５岁起就跟随大哥参加东江纵队的抗日活动，曾被日本便衣关进地牢。１９４９年黄作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时，黄作材任他的政治秘书，当年经手过很多内外事务。老人讲起当年亲历的往事，记忆力出奇地好，很多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黄作材回忆说，１９４６年，３０岁的黄作梅担任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主任，在九龙弥敦道１７２号办公。相隔不远的弥敦道１８０号，就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所在地。“那时作梅经常要我送文件过去给华南分局副书记方方、尹林平。”东江纵队在香港沦陷后秘密抢救数百位文化人，包括郭沫若、茅盾、邹韬奋、夏衍等重要人物，将他们安全转移到游击区。

“另外，作梅还参与救援大批英军官兵和美国飞行员，并配合陈纳德将军派飞虎队轰炸位于香港和东南亚等地的日军军事基地，得到陈纳德将军的高度赞扬。抗战胜利后，英王决定授勋给作梅，以表彰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国际小组在战时对盟军所作的贡献。当时华南分局请示周恩来，他复电：毛泽东同意作梅以少校身份接勋”。

黄作梅是继乔冠华之后的第二任香港分社社长。在１９５３年６月到１９５４年７月间，他奉外交部之命，以黄傲霜、黄中流等笔名，在《文汇报》的“天下大势”专栏上发表了近４０篇国际评论文章，如《挑衅者必将失败》《美国必须切实负责制止李承晚破坏停战》等。

黄作材找出很多张珍贵的老照片，他指着其中一张合影说：“这是黄作梅生前照的最后一张照片，那天他带领亚非会议代表团成员去香港浅水湾观光，照片上的我嫂子已经怀了７个月的身孕。我站在大哥后面。”临行前，黄作梅开了好几个会，彻夜未眠，凌晨才回去跟妻子辞行。

据黄作梅之子黄伟健回忆，母亲曾对他说：“你爸爸临上飞机前多次对我说，要保重身体。因为当时我正怀着你妹妹，并要我好好照顾你们。”

“每当我看到父亲临行前，在香港与代表团成员及有关人员的合影时，就仿佛看到在飞机爆炸前的最后一刻，他那平静的脸，就不禁想起母亲的话。”黄伟健说。

黄伟健回忆说，父亲遇难后，他生前的挚友乔冠华、龚澎夫妇在给我母亲和家属的信中写道：“作梅牺牲在外交战场上、他的岗位上。”妹妹出生后起名黄继梅，意思是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定于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８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一次有２９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参加的国际会议。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

为了报道这次重大的国际会议，新华社派出了以对外部主任沈建图为组长的５人报道组。报道组成员还有黄作梅、钱嗣杰、李平、刘茂俭。

据年近九旬的摄影记者钱嗣杰回忆，他和译电员刘茂俭作为“先遣队”于４月１日抵达香港，打算在那里做些前期准备再于４月１１日与沈建图等一起飞赴万隆。但是刚到香港，黄作梅就通知他们第二天搭乘荷兰“芝万谊号”轮船，陪同外交部的两位信使先到雅加达再继续转往万隆。

钱嗣杰告诉记者，自己与黄作梅过去不认识，黄作梅在电话里对他说，“老钱，为了信使的安全，多一个人好一些，你坐船走。”

当时，中国还没有直飞雅加达的航线，所以周总理原定也准备４月１１日乘坐印度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雅加达。当时总理刚动完阑尾炎手术，尚未完全康复。因应邀去仰光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周总理在昆明临时改变了行程。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另一位幸存者刘茂俭已于去年去世，记者曾于２００２年４月就事件采访过他。从他的口中，记者还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时刘茂俭等正在万隆焦急地等待，到了晚上获知飞机出事了，第二天才证实了这个消息。刘茂俭说：“当时外电报道中都加了一句话：‘飞机上没有中国高级官员。’”

事后，周恩来在万隆听取善后工作的汇报后说：骨灰盒留下，我要亲自带回北京。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后来，在周总理的积极推动下，中、英、印三国联袂破案，查明凶手是受国民党特务机关唆使的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梓铭。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纪念碑，石碑的正面有周总理的亲笔题词，背面有１１位烈士的姓名和简历，还有记载烈士们殉难经过的碑文，碑文的最后写道：“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据黄伟健回忆，这座墓碑是１９５６年４月在烈士遇难一周年之际，国家为他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竖立的。周总理为纪念碑亲笔题词：“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公墓”，并亲往墓地吊唁。

６０年之后的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０日，新华社有关部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牺牲的沈建图、黄作梅、李平烈士举行祭奠仪式。

沈建图牺牲时，沈建图之子沈忆敏年仅３岁，对父亲的音容笑貌记忆并不清晰。６０年来，他探访过新加坡、香港、西柏坡、延安等父亲踏足过的地方。“我为父亲对新中国对外新闻事业所做的奉献感到自豪。”他说。

黄伟健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６０年，他那３９年暂短的人生，却为我们留下了永久的思念。我深信，父亲为世界和平献身的崇高精神，与全人类的和平发展永存。”